浙江宣传：做学问要有学有问

一段时间以来，“文科无用”的论调甚嚣尘上，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科知识在公共领域的讨论热度持续攀升，从拥有千万粉丝的知识类博主，到B站上广受年轻人欢迎的马哲课程，再到网络空间中层出不穷的学术话题探讨，民间所展现出的研究热情与参与意愿空前高涨，“大众学术”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景观。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这句话在今天仍然富有现实指导意义。从事社科研究，我们要始终有问题意识。有学有问，才算真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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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问”二字，本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蕴含着“学”与“问”的辩证统一。《周易》有言，“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意思是说学习是为了积累知识、凝聚见识；而疑问、诘问则是为了辩明事理、探求真知。二者相济，方成“学问”之深义。

古今中外凡称得上大学问家者，无不是“学”“问”兼修。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以“诘问法”启迪后世，他并不直接传授知识，而是通过层层追问，引导人们认清其认知的边界，于对话中接近真理。东方圣贤也是如此，儒家经典《论语》492章，过半都是问答体，子路问政、子贡问仁、子夏问孝……正是在孔子与弟子的一问一答间，儒家思想得以层层深化、代代传承。在笔者看来，“学”若无“问”的叩击，易沦为死记硬背；“问”若无“学”的支撑，则难免流于空疏浮泛。唯有二者相辅相成，思想的活水才能奔涌不息。

做学问也有不同的境界，既可以探赜索隐，钻研高深的学理，也可以深入浅出，启悟日常的思考。共通之处在于贯穿其中的独立思想与独到见解。有人说，学问就是学会问问题。这句话道破了做学问的路径，那就是始于疑，成于思。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经过严格系统化训练的“专业学术”，还是扎根于生活土壤的“大众学术”，本质上都是对世界的好奇与追问，都值得被尊重和鼓励。

“学问”一词，既可作名词，指代已有的知识体系，也可用“有学问”来赞誉一个人的修养与见识。然而究其根本，“学问”更应被视作一个动词，做学问的过程不是静态的知识堆砌，而是一个将所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在实践中持续质疑、反思与完善的动态过程。

图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二

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崇尚“经世致用”，主张以“经世之学”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事实上，真正的学问从来不是象牙塔内的自我欣赏，而是扎根于实际、回应社会关切的智慧探索。然而，反观当下的学术研究，仍一定程度上存在有学无问、学问脱节的误区。

比如，堆砌知识，少了真问。满足于梳理、套用既有理论，不敢挑战权威、不做批判性审视。有的追逐短期热点，扎堆做“短平快”选题，回避本土实践中的深层矛盾与真问题，研究悬浮于现实之上。有的固守单一学科边界，对交叉领域的复杂问题“视而不见”，导致研究碎片化、缺乏说服力。有的认为越是看不懂越显得有学问，刻意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在笔者看来，学术研究一旦陷入“概念空转”，表现出高高在上、不需他人懂的傲慢姿态，便容易失去质疑的锋芒、批判的勇气和突破的可能。

比如，方法精致，少了真学。在交叉学科日益兴盛的背景下，一些研究热衷于追逐前沿方法，贴上“算法”“数字”“AI”等时髦标签，却忽略了扎实的理论积累，结果就是方法复杂、论证空洞，失去了现实观照和思想含量。这种“为方法而方法”的倾向不仅削弱了学术研究的解释力，也背离了方法服务于问题、工具服务于思想的学术本义。

比如，他学我用，少了真我。长期以来，部分学科深受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影响，习惯于用西方的概念框架解读中国实践，用既有的理论模型裁剪中国现实，结果偏离了现实问题。在法学、经济学、新闻学等领域，这种“削足适履”式的话语移植尤为明显。结果是，研究看似逻辑自洽，却与本土经验脱节，难以真正解释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更无法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智慧。话语的拼凑不仅暴露了学术自信的缺失，也使研究丧失了根基和灵魂。

三

问，在今天更有着特殊价值。

时下，社科研究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过去，研究者依靠文献爬梳、文本细读、概念辨析来提升认知，一篇扎实的论文背后往往是数月甚至数年的案头功夫。如今，人工智能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海量文本分析、观点提炼乃至初稿撰写，AI的广泛应用正对社科研究范式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尖锐的问题随之浮现：当人工智能在信息整合和文字生成上占据优势，什么才是社科研究不可替代的核心呢？

此前，人们多关注滥用AI导致的原创性缺失和价值空洞，或利用虚假文献编织出貌似严谨的“学术幻象”。然而在笔者看来，更深层的冲击在于，技术捷径可能从源头上侵蚀“苦读”“笨想”的耐心和生成批判性思维的原动力。试想，当论文可以靠指令秒速生成，还有多少人愿意皓首穷经、千淘万漉？这个艰难求索的过程，恰恰是学术研究的乐趣所在；而对文本的反复推敲、追问与反思正是批判性思维得以生长的土壤，一旦这些环节被技术捷径绕开，批判性思维难免随之削弱。更值得警惕的是，以数量、重复率等为主的评价标准，在AI面前极易丧失甄别力，毕竟堆砌文字、规避查重，对机器而言轻而易举。

这就必然回到一个更根本的追问：社科研究的终极价值究竟何在？中国文人自古讲“文以载道”“学以致用”，这几个字在今天更显分量。社科研究的终极价值从来不是论文本身，而是对时代命题的深度回应，是对人类社会运行逻辑的洞察与反思。想要实现这一价值，仅靠算法的信息拼图远远不够。它需要经年累月的学习积累，在一次次的追问中锻造出真正的思维能力；更需要研究者离开书斋，把脚踩进泥土里，到火热的实践现场去感知真实、发现问题、求解答案。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大师、并能孕育大师的时代。今天，中国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实践，如何扎根在中国大地上，提炼出具有穿透性、引领性的问题，既是时代赋予学术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当代中国学者走向世界的最大机遇所在。

图源：视觉中国

四

有人主张学问贵在专精，深耕一隅以求洞彻。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深挖“一口井”固然不错，但在笔者看来，“学问”之“学”既在于专，更在于博，专业深度为学问提供根基，而知识广度则是为创新提供触角，实现跨学科、跨领域。

纵览古今中外，那些开宗立派、引领风气的大家，往往都不是固守一隅的专才，而是文理兼通、视野开阔的通才。今天我们倡导跨学科研究，因为这不只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做学问的态度、理念，鼓励学者们打破学科壁垒，跳出单一学科框架，以更全面的视角审视问题，以更通达的方式求索真理。

如果说“学”关乎知识的格局，那么“问”则决定学问的深度与温度，“学问”之“问”，不应只是书斋里的玄思，而应深扎于脚下的土壤。有人以为文科研究无非书斋里的功夫，博览群书便足以穷尽事理。殊不知任何学问皆源于实践，任何理论若无现实的落点，都会沦为无根之谈。

真正有价值的“问”，需要回应百姓的急难愁盼，直指治理的堵点难点，直面关乎国运的发展之问，甚至回应关乎人类文明走向的时代课题。学者固然需要静心读书，但也需要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走向社会深处，唯有如此，学问才能从抽象的概念中脱胎，焕发出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生命力。

学术的繁荣还须健康多元的学术氛围，学术圈也应该“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学术大家如高峰，以其深厚积淀引领方向，青年学者则像涧溪涓涓，凭敏锐视角和新锐思维带来突破，彼此激荡，相互滋养。这也意味着，学术权力不应被少数人所垄断，学术话语也不应被单一声音所遮蔽。

学问的生命力在哪里呢？它从来不在高处的孤绝，而在向下扎根之后，向上生长、向四面延伸的无限可能。

来源：浙江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