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现代版富春山居图中的
渔文化密码
备受期待的第七届富春江江鲜大会即将启幕,一场关于江鲜与渔文化的盛宴正缓缓拉开帷幕。
谈及江鲜,足以让无数人的味蕾蠢蠢欲动。而这一道道令人垂涎的江鲜,背后实则蕴含着富春江漫长而丰富的历史,其中既有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也凝结着渔民们世代积累的智慧。
2014年,从事非遗文化保护工作多年的方仁英花3年完成的《富春江渔文化记忆》出版。这本26万字的书籍,为富阳填补了渔文化研究的空白,也唤醒了富春江渔文化的记忆。
渔文化:富春江文化的重要基因
方仁英用了整整3年时间,几乎走遍整个富春江流域,完成《富春江渔文化记忆》一书,书中的内容都是对濒临消失又独具特色的渔文化的抢救性挖掘和整理。
“富春山之茶,
富春江之鱼。
茶香破我家,
鱼肥卖我儿。”
明朝时期,曾在富阳民间流传过这样的歌谣。那时,富阳的茶叶和鲥鱼颇具盛名,年年要上贡到京城。富春江鲥鱼运输艰难,但皇命难为,浙江地方官员加紧催促,酷吏趁机敲诈勒索,致使百姓怨声载道。富阳百姓将当时官吏的横征暴敛记录下来,成了《富春谣》,上报朝廷,希望“裁减鲜贡额”。这一歌谣虽然是百姓对当时状态的哀悼,但也充分展现了富阳的山水资源:山上茶叶飘香,水中鱼儿肥美。
富春江里的鱼类资源丰富,上世纪70年代是一道分界线。此前,自然环境优越,饵料充足,富春江属于纯自然渔业水域,降河性鱼类、溯河性鱼类、生殖洄游性鱼类、半洄游性鱼类、湖泊定居性鱼类在此栖息、生长、繁衍;此后,富春江上建设了水电站,鱼类生长的自然条件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工业化不断推进,富春江水质出现不同程度恶化,名贵的鲥鱼、子陵鱼、鳜鱼逐渐灭绝,鱼类自然增殖率日趋下降。
从1981年开始,富春江流域水产主管部门开始采用人工增殖的方法,保护和治理富春江。20年前,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富阳开启生态环境大整治,关停腾退污染企业,还富春江本来面貌,如今,富春江里的鲜又重现肥美之姿。
△陈家弄亲水平台鱼市
△渔种场鱼市
“富春江之美,美在山水兼备,还在云水之间的渔船荡漾、鱼儿满舱、渔风渔俗的奇幻多姿。”方仁英说,离开了独具特色的富春江渔文化,就难以构成富春江文化的全貌。渔文化更是一种软实力,经过有效的提炼和应用,可推动富春江流域文化水产业的发展。
如今,文化水产业涵盖了休闲渔业、游钓渔业、观赏渔业、烹饪食疗等内容。
智慧捕钓:富春江渔民的生存艺术
文化从日常生活中诞生。三年的实地走访,让方仁英印象最深刻的是渔民在捕鱼过程中发明的各种各样的捕钓方式。“有百样鱼,便有百样网。”她说,捕鱼的方式基本分为网捕和竿钓,每一种捕钓方式都蕴含着渔民的智慧。
在书籍的第五章“渔具渔法”中,方仁英对此有详细介绍。在富春江流域,经过千百年积淀下来的捕鱼工具和方法,或是古朴,或是精巧,对渔人而言,是一种赖以谋生的生存技能,对大众而言,则是一段难以忘却的乡村记忆。
在与渔民交流的过程中,方仁英听闻了一个关于用流刺网捕鱼的有趣故事——《三种鱼的故事》。
据说,旧时富春江里盛产鲥鱼、刀鱼和河豚这三类鱼,而渔民们捕捉这三种鱼用的是同一种形状类似排球网的流刺网。
渔民将网拦在江中,等待鱼儿钻入网眼。
鲥鱼头部较小,身子较大,当它的头钻进网眼后,身子却难以通过,此时只要它向后退一步,便能轻松逃脱。然而,鲥鱼极为爱惜自己身上的鱼鳞,宁愿被捕也绝不后退,最终被渔民捕获。
刀鱼看到鲥鱼的遭遇后,心里想着:“这家伙太笨了,往后退一下不就没事了吗?”于是,当刀鱼穿过网眼后,便迅速往后退,结果两边的鱼鳍却卡在了网上。实际上,刀鱼只要继续向前游动,就能顺利穿过网去,但它因为吸取了鲥鱼被抓的“教训”,拼命后退,最终也被网眼牢牢卡住,成为了渔民的囊中之物。
河豚看到鲥鱼和刀鱼先后被抓,心想:“你们都太傻了,碰到网既不前进也不后退,不就不会被抓住了吗?”于是,河豚碰到网后,便拼命给自己打气,将身体胀得鼓鼓的,结果漂浮到了江面上,被渔民轻而易举地捕获。
除了流刺网捕鱼法,还有打网捕鱼法、三层刺网捕鱼法、拦笼网捕鱼法、围网捕鱼法等十余种网捕方式。在竿钓捕鱼中,针对不同的鱼类相应也有不同的钓鱼方式,比如滚钓、弹弓钓、盘车钓等。
△ 楼俊 摄
“细细研究,每一种捕钓方式都充满智慧。”方仁英说,除了利用工具捕钓,还有禽兽捕鱼的方式,例如有名的鸬鹚捕鱼和水獭捕鱼,这些独特的捕鱼方式背后,同样流传着生动的故事。
严光渔隐:富春江的文化符号
在富春江畔,严子陵垂钓处是较为显著的文化元素。
在中国古代隐逸史上,渔隐、田隐、山隐共同构成中国士人推崇的生活方式。东汉严光(字子陵)选择在富春江边隐姓埋名,身着羊裘,悠然垂钓,过着乐隐绝仕的生活。
严光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处世之道,在后人的眼里成了渔隐避世的典范。而严光渔隐也成了富春江渔文化的组成部分。
△鹳山矶头的严子陵钓鱼雕像(江幽松 摄)
根据记载,严子陵籍贯会稽余姚,少年聪慧,在长安求学,结识同窗好友刘秀(即后来的东汉开国皇帝,他在位33年,开创了史上著名的盛世之一“光武中兴”,是中国儒学最盛的朝代之一)。刘秀登基后,再三邀请严子陵入朝为官,但都遭到了拒绝,他不但不生气,还褒奖了同学不求富贵的风骨。刘秀此举,除了同为读书人的惺惺相惜外,同窗经历应该也是其中原因。传记中提及,刘秀派人找到严子陵时,后者正在江边钓鱼。严子陵作为千古著名钓翁的形象也就此奠定。
严子陵在富春江流域留下诸多足迹,他以钓台为据点,足迹遍布上下游,上溯至梅城,下行至富阳。
△“严子陵垂钓矶”石碑
据文献记载和当地百姓口口相传,富阳境内还有3处被认为是严子陵曾经垂钓过的地方。
此后,历代文人墨客慕名而来,临江而立,缅怀严光先生的高风亮节,并留下了大量流传至今的经典诗作。这些诗作进一步丰富了富春江的文化内涵,使得富春江逐渐成为中国文人心灵的栖息之所,声名远播海外,吸引着无数人前来探寻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九姓渔民:富春江畔的特殊族群
在富春江渔文化中,“九姓渔民”是一个特殊且神秘的群体,他们的存在为富春江渔文化增添了独特的色彩。
所谓“九姓渔民”,通常指的是陈、钱、林、袁、孙、叶、许、李、何这九个姓氏的渔民家族。相传,他们的先辈是元朝末年陈友谅的旧部。当年,陈友谅与朱元璋在逐鹿天下的争霸中不幸落败,其部属受到牵连,被贬为“贱民”,被放逐到富春江、新安江、兰江等水域,从此以船为家,漂泊江上,靠捕鱼维持生计,并被强加了诸多严苛限制,如不得上岸居住、不得与岸上人通婚、不得读书应试等。
因此,“九姓渔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被限制在江上生活的近乎封闭孤立的“少数民族”,由此衍生出了迥然于岸上的生活习俗。他们有着独特的饮食习惯、宗教信仰、婚丧嫁娶仪式等。
直到1969年,国家号召并制定政策鼓励“九姓渔民”上岸居住,才彻底告别江上千百年的流离。此后,“九姓渔民”四散于富春江沿岸各地定居,富阳场口等地也一度为当中数姓的聚集地,“许”姓祖庙就位于渌渚镇新港村。
许姓缘何能在新港村扎根、繁衍,还在村内建起了极具象征意义的许姓宗祠?旧时,修建宗祠是当地对一个氏族最大的认可,这也成为了整个富春江流域“九姓渔民”中所有许姓后人的宗祠。
村里老人说,许姓宗祠建于新港,源于清中晚期的一个爱情故事。明朝时,“九姓渔民”不得与外姓通婚,到了清代,尽管没有像前朝一样对此明文规定,但两三百年来形成的坚固传统在人们心目还是难以短时间消除。当时新港村的余姓大富人家娶了一个许姓女子,需要有破除数百年桎梏的勇气,该富人应该是非常喜爱这个许姓女子,他甚至出资帮忙买地,建起了这座许姓宗祠。
△资料图:九姓渔民婚礼表演队
当然,当年不容忽视的时代背景是,余、许两个家族为了谋生,早已打破了彼此间的隔阂,余姓族人向许姓讨教江上捕鱼技巧,而许姓则向余姓学习制船工艺。无形中,沿袭千百年的捕鱼、制船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得到了传承。
鱼纹衍生:渔文化的艺术绽放
文化都是相伴相生的,富春江流域的渔文化,也在其他艺术领域得以衍生。比如在大量的古建筑牛腿、窗棂、梁枋上可以找到雕刻着各种形态的鱼纹。
在大源镇三岭村的一处民居天井檐下梁枋上,就雕刻着一幅“鲤鱼跳龙门”图案,这一图案作为民间传统的祈福纳祥题材,寓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而在场口镇上村民居的牛腿上,雕刻着的“鱼跃图”则生动地捕捉了鲤鱼奋力一跃的瞬间动态,仿佛赋予了鲤鱼鲜活的生命力,使得整个民居都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让人感受到渔文化为传统建筑带来的独特艺术魅力。
鱼纹还应用在剪纸艺术领域。在剪纸作品中,“双鱼图”“鱼龙图”“三鱼争头”“鱼藻纹”都是经典鱼纹剪纸样图,传统鱼纹剪纸图案传递了先辈们极为朴实的生命意蕴,也传递出渔文化的内涵。
此外,鱼纹图案还运用到了舞蹈中。富阳境内的“鹤蚌舞”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一蚌、一鹤、一渔翁,三个角色演绎出一台戏。“鹤蚌舞”根据寓言故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编排,道出了动物间应和睦相处,否则将两败俱伤,传递出向往和平共处和创造和谐社会环境的愿望。
民间艺术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将渔文化的内涵保留并传承下去。
来源丨富阳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许媛娇 摄影 朱啸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