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运河谣 流泽百世芳——大运河“桨声灯影”里的两宋文明

万里江海通 九州天地宽

- 运河的开凿与变迁 -

晚唐诗人皮日休曾写过一首咏叹大运河的诗歌：“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隋炀帝大兴人力百万“举国就役”，将“东南四十三州县，取尽膏脂”，成为自秦始皇以后第二个兴用人役最多的皇帝。历时六年，在春秋至三国近1200年间地区性运河的基础上，修凿出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汴河为主干，北通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贯通中国南北的“水长城”——大运河。大运河全长2000余公里，弥补了我国南北方向天然河流短缺的缺陷，旷世工程，亘古未有。这项浩大工程，给隋朝造成了巨大的负担，甚至可以说与隋朝灭亡有密切关系。虽然这条浸染斑斑血泪的运河，奏响的是一曲亡国之音，但却为后世唐宋600年间的国计民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得“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皮日休《汴河铭》）

我们今日所谓的大运河，实则与杨广修凿的这一条并非完全相同。今日运河体系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元朝定都大都（北京）以后，忽必烈将唐宋以洛阳为中心、横向辐射南北的人字形运河进行重新规划，裁弯取直，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虽然都以北京为起点，以杭州为终点，甚至自镇江而下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段，两大运河体系几乎重叠，但是它们有走势的区别，不能统一视之。

北通涿郡之渔商 南运江都之转输

- 大运河的经济意义 -

天水一朝，大运河在定都与国计层面，具有异常重要的地位。北宋定都开封，但太祖赵匡胤却一直怀有承续周汉之志向，希冀定都长安，北依渭河，南枕秦岭，依凭河山天堑之险，如此便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撤除冗兵，解放民生的政治构想便指日可待。只因长安、洛阳历经朝代更迭，战乱毁坏严重，城市凋敝，早已不复往日繁华。而当时开封地处中原，又因运河之便，四通八达，经济繁荣，是以临时驻之。《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祖迁都计划遭到了各方反对，其中以晋王赵光义最为激烈，他不愿迁都长安，给出的理由之一，便是汴京是全国水陆交通的枢纽，四通八达，利于集结全国各地物资，以供养京师士庶和百万之兵。在此后几个月，就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烛影斧声”，赵光义登基，是为宋太宗。伴随汴京首都的确立，大运河名正言顺地开启了“运河中心”时代。

汴京四周的漕运有四路，第一条便是东南走向的汴河，从东京至泗州，延长江东下，至楚州转正南，连接江南运河段，直抵钱塘。东南膏腴富饶之地，淮南路、江南路、两浙路﹑荆湖路的物资，从此路进京，此运河最长，也是最为繁华热闹的一条交通要道。宋末元初的文人方回感叹汴河运河像蛛网一样串联起了当时中国东南富庶之地，让天涯之地若比邻之居。第二条是黄河，汴京以西的陕西诸州特产便沿河东下进入汴京。第三是西南走向的惠民河，连接汴京正南、陈、颍、许、蔡、光、寿六州的漕米由此入京。第四条是东北走向的广济河，京东十七州的粟帛，由此入京。此外，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今江西赣州市），而后水运至京师。川陕诸州金帛，自剑门驿站转运，分车运输，租布和市布，从嘉州（今四川乐山），沿长江至江陵﹐在江陵派遣纲吏（漕船督率）沿汴河运河送至京师（曹家齐《运河与两宋国计论略》）。由此形成了以汴京为中心、以运河为贯联，沟通长江、黄河、淮河、钱塘江等几大水系的国家交通网。《宋史·河渠志》说：

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由此可见，在漕运体系的管理下，大运河是帝王运输粮食及战略性原材料物资、征收赋税和控制交通的专用通道。运河无愧为北宋国家的经济命脉，正是有了这南来北往的血脉相通，方才开启了北宋城镇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繁荣。

适当喉舌地 国脉在运河

- 大运河的军事地位、民生价值济 -

大运河不仅与北宋经济唇齿相依，甚至系国运于一身，有异常重要的军事价值和战略价值，是名副其实的“立国生命线”。开封地势平坦，无名山大川之守，运河参差交替，如“辐辏”一般，“故其地利战，自古号为战场”（秦观《安都》），易攻难守。太祖迁都失败后，为确保都城安全，北宋朝廷只有屯戍重兵，以为屏障，“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宋史·河渠志三》）。这数十万聚集京畿的甲卒战马，如果没有江淮粮粟源源不断的供应，是很难维持日常生活的。大运河当仁不让地承载了国家战略的需求与发展的重任。

北宋中后期，本是在泗﹑楚﹑真﹑扬各州分设转般仓，卸纳东南六路漕粮，再换船转运至京师。后因拆除围堰，改为水闸，实行直达法，船舶直接从出发点开到京城，中途不需要中转。然而直达一法，闸门开合变得没有秩序，运河水量无法积蓄，违背了运河积水的自然规律，最后造成运河断水，船舶搁浅的恶果。自直达法施行后，运河每年由南方运往汴京的军用和生活物资，大大减少。宋徽宗时，甚至举国之力通过运河进献花石纲，在运航途中，花石纲队任意截夺商船，严重干扰了运河交通，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赵亿焦急上奏：“运河浅涩，中都阙误，仰火急措置……闻奏。契勘真扬等州，运河浅涩，潮泺皆于，别无水源……”可见运河搁浅，不仅仅是经济命脉受阻的问题了，已上升至军事战略层面，严重影响了整个国家军事布局。而当宋徽宗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罢黜花石纲以便漕运时，已然为时已晚，靖康年间，金人入侵，汴京被围，漕运不通，“汴河上流为盗所决者数处，决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干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宋史·河渠志》）京师及北方各地，得不到江淮物资的充分接济。“访闻东京军民等久阙粮食……缘汴水未通，有妨行运……”运河这一军事通道的阻塞，使得西北以及京师的国防需求难以满足，致使北宋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最后陷入灭亡。由此可见，大运河军事作用，关乎国家兴亡大计，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价值。

此外，大运河还是山东河北等地饥荒年间，从江淮两浙转运粟米，以赈灾民的生命线，有不可忽视的民生价值。太宗淳化二年，仪县疏导汴水，宋太宗亲自乘坐步辇出乾元门视察。北宋政治家张方平认为：

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

可见运河，尤其是汴河一条，之于宋朝大运河体系中，是重中之重，不仅在经济盈虚，还关乎“建国之本”，维系国运兴隆、保障民生安泰。它有效地将北方政治、军事重心和南方经济中心联系起来。通过运河，东南地区每年向北输运物资，数量庞大。例如米粮，在太平兴国六年，开始指定汴河每年的定制运输额，规定汴河岁运江淮杭米三百万石。到至道初年，订制增加至五百八十万石。真宗景德时，又增加至六百万石。仁宗时，甚至偶尔高达八百万石（《宋会要·食货志》）。

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至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凡东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给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南方地区物资构成了中央政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这都是依靠大运河的汴河一系得以实现的。总之，大运河体系供应了百姓生存所需的粮食物资，实现了对领土的统一管辖和军队的运输。

草市迎江货 津桥税海商

- 南宋运河带来的海外贸易与政府税收 -

北宋灭亡后，金国占领北方地区。绍兴十一年和议，确定以淮河为界，形成宋金对峙。至此，淮河以北的水道渐渐废弃。但从润州到杭州的江南运河一段，甚至比以前更为繁荣。浙东运河也日益彰显出它的重要作用。江南运河加上浙东运河，成为南宋运河体系新的“生命线”。

南宋定都临安，原因之一便是杭州位于大运河南端，处于浙西运河、浙东运河和钱塘江三条水路的交汇点，交通便利，所谓“朝廷所以能驻跸钱塘，以有此渠耳。”（陆游《入蜀记》）浙西运河位于长江以南，大致流经今日浙江省北部，江苏省南部的苏锡常镇四市和上海，又称为江南运河，历经百年精心治理，运输条件良好。江南运河之于杭州，正如彼时汴河之于开封，是全国运输、物资流通的中流砥柱。时人言：“自临安至京口，千里而远，舟车之轻从，邮递之络绎，漕运之转输，军期之传递，莫不由此途者。”

随着宋代都城的南移，传统的政治中心与跃升的江南经济中心，通过运河逐渐重叠。施锷《淳祐临安志》中记载：“城外运河，在余杭门外北新桥之北，通苏、湖、常、秀、镇江等河。凡诸路纲运……皆由此达于行都。”宁宗嘉定年间，有官员上奏论浙西运河之重：“国家驻跸钱塘，纲运粮饷仰给诸道，所系不轻。水运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盖甚便也。”

除浙西运河以外，浙东运河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唐朝时，钱塘江入海航道基本畅通。到了宋朝，由于钱塘江潮水迅猛、积沙和海底砂礁阻遏，杭州湾泥沙堆积，入海航道早已堵塞。商贸大型海船，进出钱塘港口十分凶险，于是改行浙东运河。浙东运河又名杭甬运河，全长239公里，西起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江南岸的西兴，东南流经绍兴城，跨曹娥江，东经上虞区与姚江汇合，之后经余姚、合宁波甬江入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

南宋定都临安后，这条运河成为首都沟通绍兴府、明州和浙东许多地区的黄金水道。“郡自望京门以西，繇慈溪接姚、虞，经稽、阴，趋钱塘，近数百里，行李舟车，鳞集辐辏。”（《开庆四明续志》）浙东的盐米、水果、花卉、药材、丝绸、瓷器、竹、木材等，从绍兴、明州、台州和温州沿河西行，转运至临安。从福建、广州登陆的海船，也从明州港经过姚江到余姚县内时，将大船换成小型湖船，再走运河航道抵达绍兴府。

南宋皇家陵园暂厝于绍兴，帝后梓棺的搬运，也依靠这条运河。《萧山水利史》载：宋高宗驾崩，其梓棺渡钱塘江抵西兴，由108只大船开道，104只大船押后，五日抵达会稽宝山归葬。另外，浙东运河还是临安通往海外的唯一通道。日本、朝鲜、南洋、阿拉伯等国使臣以及海商船舶的出入，均“不由大江，惟泛余杭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姚宽《西溪从语》）高丽的红花、细辛、人参、附子、茯苓和延胡索等，日本的硫黄、鹿茸和药珠等，仰赖浙东运河进口。两浙输出的丝绸、瓷器、腊茶、纺织品、书籍、文具等，也全靠浙东运河进行对外贸易。南宋政府从中抽取商税，以资国用，临安设有不少税务机构，就为了海外贸易方便纳税。对比《宋会要辑稿·食货·税收》《咸淳临安志·贡赋》，从北宋熙宁十年到南宋咸淳年间，临安五大税务（在城、浙江场、龙山场、江涨桥镇、北郭镇）的商税增长率，甚至高达1504.35%，如此惊人的涨幅，与浙东运河勾连海上对外贸易，是紧密相关的。通过浙东运河，南宋商货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经阿拉伯、波斯商人之手，最远到达埃及、地中海诸国。

浙东运河的畅通便捷，不仅保证了东南地区以及海外货物资源顺利抵达都城临安，还促进了浙东地区商品的经济贸易和沿线市镇乡村的发展。纵使南宋偏安江南150年：“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宋史》）浙东运河在这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浙东水运的畅通是南宋王朝的生命线。

转眼千年，如烟而过。运河之水，孕育了十几个世纪的生命与文明，浇灌了沿路的百亿生灵。它贯通江河、毗连大海，成为中华文明之舟驶入世界大洋的浦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运河中心时代”，并不属于以运河为中心的包围环闭式，我们应该从宏观视野，通过运河整合内陆航运交通的实质，引发从大陆至大洋，从水运至国运的思考，这才是大运河馈赠给我们的时代意义。

来源：杭州市园林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