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上的瑞安华商》专栏绪言丨时间背后的秘密

一

金庆伟都雅曼妙，诗，散文，小说，诸体兼修，而均有所成。观其近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梅骨兰心》与散文《向南的温度》两个集子，挥之不去的，是作家对空间的魔症，其笔下的一个个温暖而锥心的文字，常常幻化为一群趋暧性的大雁，高傲而自性，绝不苟且！仿佛大雁就是作家生命的图腾。

“出走”是金庆伟小说不倦的“母题”，走出被殖民的日常，走出制式化的生活䉒笼；“在路上”则是其笔下人物生存的常态，从殿堂走向江海，从中心走向边缘，即便走得衣裳褴褛，走得篷头垢面，总能走出一路格桑梅朵。记得空间理论鼻祖列斐伏尔断言：“如果不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因此，“为了改变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改造空间”。如果我们认同列斐伏尔的观点，那么，就会把作家苦心型塑的空间简约为纯粹的环境， 而会轻而易举地辨识出其空间的表征性，通过对其着魔般型塑的异质性、边缘化空间的品藻，就能从中咂辨出其空间背后所蕴含的理想的生活方式、生命形态⋯⋯乃至生命哲学与生命救赎等诸般问题的灵魂拷问。难怪有论者品读庆伟的小说《梅骨兰心》，说每次总能品出沈从文笔下牧歌式的茶峒韵味。有人说，在中国人的心中，有两个世外桃源，一个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另一个就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小镇“茶峒”。在这个乌托邦式的优美小镇，有高山翠竹，有桃花朵朵；有快活的山鸟，有自在的鸣虫；也有美丽的人儿，纯美的爱情……茶峒的生活被想象成几乎超越了时间、超越了善恶。沈先生苦心经营的茶峒风景，用王润华的话来说，这是一方“象征意味的自然”，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比如《边城》中的翠翠，则是竹子，是渡口，……是大自然天生的女儿。用沈先生自己的话说，他“只是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细究沈先生煞费苦心营构“希腊小庙”的深层动力，在于侧身其间的都市，在于现代文明对原初生命的挤压、规驯与异化，以逻格斯的神性话语方式型塑茶峒世界，来拒斥都市文明的濡染与浸入。

与沈先生的高垒城墙、被动式的防御固守不同，庆伟则是主动式的出走与自我放逐，不拘泥于一方世界，只要有温度，是乐郊，不论南北西东，就飞它个海阔天空，倒有点像陈衡哲《鸟》一文中的那只自由的鸟儿：我若出了牢笼，不管他天西天东，也不管他恶雨狂风，我一定要飞他一个海阔天空！直飞到精疲力竭，水尽山穷，我便请那狂风，把我的羽毛䏎骨，一丝丝都吹散在自由的空气中!当然，庆伟的文字没有陈衡哲的锋芒与刚劲，却别有一种婉约中的韧劲，一种滴水穿石般的坚持，一种随风潜入夜的悄无声息。因此，从空间模型的型塑看，倒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神似。行船捕鱼是武陵渔人的生活常态，由于夹岸桃花林奇境异景的招引，竞鬼使神差般偏离了习以为常的生活轨道，阴差阳错地闯入桃花源——一个理想的生命栖居之地。从空间生产理论观之，倘若武陵渔人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没有“舍船登岸”，即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动或勇气，即便机缘巧合，也断然无法进入桃花源的，即便进入，也会与之失之交臂，成为一个过客！或许这正是武陵渔人的可悲之处。从空间的模态看，《桃花源记》是一个圆形闭合图式，倒契合安土重迁、乡土难以割舍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然而，武陵渔人的偶尔“出轨”，虽最终回到原点，却也并非毫无意义。因为，他毕竟发现了一个异质空间、一种别样生活方式的存在，作为一种参照，会频繁地出现在他茶余饭后的谈资中，并介入他俗世中剪不断理还乱的生活，一定程度上修补其生命的缺漏，沉重的肉身或许得以获得须臾的轻盈。《桃花源记》作为一篇乌托邦式的空间寓言，真正令人失望的不是重返的武陵渔人，而是高士南阳刘子骥为之丢了性命后，再也没有了问津者！

小说《梅骨兰心》不乏“舍船登岸”者，却鲜有“得船”重返者，因此，其空间构形又有别于陶渊明的圆形闭合图式，而是呈扇状辐射序列，其空间系统是开放的。只要有一颗不愿沉沦的早醒之心，坚信并遵循内心深处的生命召唤，一如趋暖的大雁，总能找到灵魂的栖息之地。由此可见，《梅骨兰心》也具有空间寓言的特质，其中人事造作均具有隐喻意义，比如对其小说中频繁出现的非制式化的情感生活,只有以屈原式的“香草美人”传统美学眼光予以审视，才能抵达形象背后潜藏的隐喻意义，否则难免误读，甚至庸俗化。

以“梅”为“骨”，以“兰”为“心”，足见其生命的高洁，也是作家抵御浊世孽火的一道防火墙。显然，其生命救赎的凭借和资源，源于文明古国的自然主义哲学。庆伟是一个有信仰的作家，一个灵地的守望者，从不随波逐流，有自己的坚持和底线，就像屈原《橘颂》中那受命不迁的后皇嘉树，“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乃其禀性。庆伟的老家鹿木，位于温州市西部山区，飞云江支流金潮港上游。此地集山水之利，峻山秀水之间，氤氲着古代高士“侣鱼虾而友麋鹿”的流风余韵，给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皴染上一层永不褪色的生命底色，并在时间的绵延中，摇颺葳蕤，生长出古代士人般的尚洁情怀。于是“迁”与“不迁”奇谲地融合，“嘉树”与“大雁”成为作家生命中的一对相反相成的图腾。“嘉树”将根须札入地心，垂直生长，受命不迁；“大雁”趋暖，翔飞于天，海阔天空。这是作家空间构形的标识，也是作家生命的蓝图。

二

与原本有意淡化时间，痴迷于空间构形的创作路向不同，其晚近创作的《海外温州人》，则痴于揭示时间背后的意义。虽然从表面看，“海外”这一修饰语指涉空间，然而其写作主线则指涉时间一一侧重聆听穿透历史层层雾霭的温籍华侨的笃笃跫音。自然，作者创作的灵感源于我国开拓国际空间的外交策略，而作者则从文化学的向度切入，勾沉一部卓尔不群的温籍华侨的奋斗史，而历史的编撰重源流、因果与规律，它痴迷于时间，而这一切对于习惯于空间构形的作家来说，无疑是一项全新的课题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本书分为两大版块：一是欧洲旅行札记；一是典型侨胞纪略。前者具有中国第二代散文的神韵，在取材和行文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名为旅行，实为一场精心策划的盛大的跨文化考察，其足迹遍及十几个国家；随着作者的行走，他乡的异质空间次第敞开，并以超文化的视野，对异质空间的观照与言说中召唤出历时性的时间，于是欧洲的历史文化就渐渐裸露出或隐或显的面影。

时间的空间化是“海外旅行札记”系列的主要叙事策略。其原因有二：一是海外人文景观本身所具有的审美特质。比如作者脚迹渉及的城镇，从建筑风格看，从古希腊、古罗马建筑到拜占庭、哥特式、巴洛克……乃至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建筑，集聚于一禺，活脱脱是一座立于大地之上的巨型而开放的建筑博物馆，而时间的空间化，所带来的是历时性时间共时化奇谲景观。作者对时间空间化、历时性时间共时化的自觉与顺势运用。“海外旅行札记”看似信笔由缰，率性絮絮道来，其实写得并不轻松，因为背后涉及海外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学、宗教、哲学诸多领域，牵扯良多，倘若事先没有做足功课，则断难完成。然而，为了实现“用某个不朽的碎片重构失去的整体”的企图，甘愿带着镣铐舞蹈，以内省的目光，充分运用文学的互文性，以焊接时间的断裂，从而建构异国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并向读者呈现。

“海外华人纪略”系列，从宏观看，其时间是线性的历时性时间。从选取书写对象看，作者注重历时性，按40、50、60、70、80、90，即年代的方式，选取代表性海外华人予以书写。从每位华人的创业史看，其时间也是历时性的。对历时性时间的自觉或偏好，与本书写作动机不无关系：“海外的足迹”的构想，注定了作品带有宏大叙事的品格，自觉或不自觉地染上历史目的论底色，重因果、源流及规律，希望通过对某一特殊人物或事件的书写，揭示时间背后的真相，以建构“共识的历史”，当其与或熟悉或陌生的人邂垢时，获得它的活力。

“海外华人纪略”涉及“跨界生存”与“跨界写作”问题。作为40一90年代侨胞，置身于后殖民社会与文化语境中，其复杂的移民经历、求学生涯和创业史，使得其文化身份具有混杂性、跨族性的特点 。由于个体的差异，导致其生存遭际与生存策略的千差万别，因此作者选取纪略的对象时，以求异存同为原则，比如巜溪山无尽》中的潘世锦的书写，重在文化根性的挖掘，揭示民间信仰中良善传统的濡染与弘扬。文中借乡长之口，讲述潘世锦童年经历的一件有关生命事件：邻居过来向母亲借番薯丝和柴禾，母亲二话不说，就把柴仓里的柴禾和仅剩的三瓢番薯丝借给了邻里一一而自家则断了炊，挨了饿。矜贫救厄，乐善好施，作为民间信仰中的德性追求，与佛教果报观念有关，所谓积善之家，福禄绵长，是俗世中的一种修行，它深植潘母的心灵深处，成为她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和处世态度，并承担母师“以成教化”的职责。作者以回溯童年方式，呈现潘先生的生命蓝图，无尽的溪山成为潘先生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源头活水。而《我们的旗帜在空中》一文，则重在书写廖贤夫作为瑞籍商人的精明与智慧，继承弘扬永嘉学派精髄，在后殖民的语境中，于如水般随形赋体的“变法”中，求生存谋发展，昭显瑞籍商人的坚韧品格与文化自信，一如空中的旗帜，永葆奋斗的活力与希望。而《为了看见田野和河流》一文，侧重书写在欧州中心主义支配下侨胞处于边缘地位，深受西方主流意识的忽视和压抑的语境下，孙运之先生出于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警惕和体认，借助文化传媒，从边缘昂然走向中心的传奇……总之，这一部分书写对象的选择原则是求异存同，所谓一花一世界，办求全面呈现侨胞跨生存的景观以及创业传奇图景。

《海外温州人》一书，作为跨文化的写作，注定其选择跨文体的多重叙事、多元文化场影响下的创作取向。细读文本就不难发现，其叙事视角灵活多变，空间频繁切换，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不一致、非线性、时间空间化、历时时间共时化等特质。从文体风格看，有口语史记录、田野作业记录、地域文化考察、诗歌、散文、人物纪略等诸体杂糅的跨文体特质，很难用单一模式予以归类。

《海外温州人》一书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无论作者还是被书写的人物的故事，无不放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场域之中，它来自大地，呈现出断续的全息图像。作者深知时间背后隐藏的秘密远超人们的想象，故摒弃这类文体原本该有的写法，而大胆选用后现代的写作范式，设法用某些不朽的碎片召唤出“时间的价值”，以重构失去的整体；侨胞的历史就是一张多声部的原生态的老旧唱片，书写就像唱片机上的指针，两者邂垢，总能传出穿越历史雾霭的声音，每次调针都能呈现时间背后隐藏的侨胞跨界生存的生命真相。或许这就是本书的创新价值与意义。

其实，无论是空间的魔症也好，还是对时间的转向也罢，读金庆伟的文字，眼前总会依稀出现那大雁的身影，辨出耳边响起的呦呦鹿鸣之音，与之邂逅总能获取生命的活力。

作者：马福成 1959年生，祖籍浙江东阳，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现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流连于文学中的性别叙事。

近几年连续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社会科学战线》、《当代文坛》、《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发表或转摘《巫文化视域下的残雪小说》、《对残雪< 趋光运动>的一种阐释》、《< 苍老浮云>的生命镜像》、《走向存在——论“光”在残雪小说中的叙事功能》、《天堂之路：残雪小说的精神向度》、《双性同体：残雪小说的性别叙事》等残雪小说研究的系列文章，并出版了残雪小说研究的专著——《巫文化视域下残雪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