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专栏丨为了看见田野和河流 意大利金砖投资集团董事长孙运之先生采访录（一）

我曾从发黄的诗行中寻找传说中天鹅的粉颈，

星光下的白鹿就这样贸然进入另一个人的遗产。

你选择了这里，而谁会猜度。

那远处的山峰，已被称为“最后的银峰”。

——池凌云《最后的银峰》

一

五月的南方黄昏，沿路的樟树还能听见残留的雨滴声。刚刚下了一场雨，温州王朝大酒店的广场，湿漉漉的，这个时候的温州，已不再是孙运之先生离国去往意大利时候的模样。矮凳桥还在，塘河边的榕树根须伸到了河流深处，晃动旧式清影。声名远播的温州模式，让这个七分水二分山一分田的瓯越之地，成了脱胎换骨的新娘。

/意大利金砖投资集团董事长孙运之先生/

孙运之先生是温州鹿城区人。出国前他的职位是温州警察学校处长。说起来，我们也算半个老乡。孙先生爱人姓潘，与我同乡，瑞安湖岭人。其岳父潘仲骞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启功先生是他大学班主任）在我母校做过老师，也是著名欧洲侨领。采访孙先生后，我采访了不少他当年教过的警校学生，和生活在米兰与他相识的朋友，了解他之前的种种经历。这让我非常自然地回忆起潘仲骞先生自选诗集《泥尘集》自序中提到的：“一个吮吸中华文化的乳汁长大的炎黄子孙，即使饱经磨难，而爱国之心历劫弥坚、历久不衰。”

事是风云人是月，将近三十年，回头看看，尘世就像消散的流云，说过去就过去了。从创办金砖投资集团到收购意大利国际广播传媒责任有限公司（简称IIRM），再到创办意大利米兰艺术学院。自他贸然踏上那片神奇的土地，迎着亚平宁半岛上咸涩的海风，看着远超中国的四十七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聆听千年时光里荡涤尘埃的但丁《神曲》，就像我摘录的池凌云对昌耀诗人的敬仰之作 《最后的银峰》里的描述，他是否找到了“天鹅的粉颈，星光下的白鹿”？这肯定不能确定，包括孙先生自己。梦想从来就是抽象的名词，无可量化。但有一点无法质疑，孙先生一定已经找到了“那远处的山峰”。有人说，财务自由了才有精神的自由。我并不完全赞同这句话。因为金砖投资集团，才有了他今天为我们华人发声，为圆师院的教育梦而在地中海边上建筑大学殿堂。从这点上看，貌似对的。而涵义更为广阔的，一个人的精神高度在他的学养，在他对价值的理解，孙运之先生的山峰，显然不止做一个企业家，或者意大利漫游者那么简单。

/孙运之先生与他与媒体团队/

如同孙先生自己所述，很难将其归类到哪一种类型。实业家？媒体工作者？教育家？这些好像都是他，也好像都不是。他确实是另类的，完全不同于我在澳洲、欧洲一路走来所见过的华人。我采访过的华人，他们或者努力创业，或者醉心学术，孙先生这样的罕见，如同多棱镜一样，反射不同的光彩。陪同我去温州王朝酒店采访他的，是孙先生当年警校的学生，现在的瑞安市民族宗教局副局长朱崇初，说起孙先生，他还能清晰地忆起当年孙先生在警校意气风发的模样，是很多学生心中的男神。听他讲话，就像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听歌剧，能感受到持久的魅力。

这是一个浑身写满传奇的华侨，轩昂的气宇仅仅是表面。2016年我穿越意大利南北城市，在米兰与湖岭侨胞相聚，就听过关于孙先生零零星星的一些事，比如他创办的金砖投资集团，收购电台，创办第一所艺术学院。2018年我从希腊赶往米兰，原本就是要去他创办的艺术学院去采访他的。孙先生恰好临时有事，去了德国，我们再次擦肩而过。

二

葡萄牙杰出诗人佩索阿有首诗是《为了看见田野和河流》，其中有这样几句：“只有我们每个人，就像一处酒窖 / 只有一扇关闭的窗子，整个世界都在它外面 / 还有一个梦，如果窗子开着，你就能看见 / 当你打开窗子，它绝不是你所见的样子。”孙先生每天开着哈雷机车在阿尔卑斯山脉下科莫湖到米兰大都市的迷人大道上飞驰，每天虽近十二个小时的工作，但他依旧保持着健身的习惯，我很自然就想到了佩索阿所说的窗内窗外。如同泰戈尔的飞鸟，山川河流在扇动的翅膀中聚拢消散，而另一扇窗子里的风景却在时间的流动中绵延。

/每天清晨孙运之先生从科莫湖前往米兰上班/

我和朱崇初局长到他下榻的房间时，孙先生刚从温州市委宣传部胡部长那里回来。孙先生峭拔的身姿，像科莫湖边的树木。与他相处,你难以想像他出生在一九六零年。孙先生原毕业于温州师范学院，三十出头，做警校处长，正是事业云蒸霞蔚的黄金时代。九十年代初期，国内经济急速变革。一九九二年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驶入了快车道，就像一匹甩开蹄子急遽快速地奔逐在草原上的狮子。那个时候，“下海”是新潮。孙先生为什么出国？这个问题我并未咨询。不过，有些事并不需要什么原因，远方在抱负者的心底从来就是充满神秘色彩的诗。相比于重复枯燥的教员教师生活，欧洲新战场或许对而立之年的孙先生应该预示有着更多的可能性。

想像与现实，往往并不合拍。到了意大利，游历了几天，那种新鲜感很快在现实面前变得粗粝。语言不通，国内驾照不能用，国内文凭也不被承认。到了这里你什么都不是。英雄不问出处，欧洲文化有别于另一个半球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东方植物。这里不管你是处长还是教官，一巴掌就把你打回了原型。警校教官的光环很快褪色了。孙先生在漫天沙尘中，看到了一片灰暗。还好，孙运之先生回忆说，温州人有白手起家的创业热情。语言是荒原上的玉门关，为了学好语言，他选择了餐厅跑堂生作为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餐厅跑堂，每天能够接触到不同的人，与顾客交流，特别是意大利人。

按照孙先生原来的生活，其实完全不需要到这个异域之地折腾的。话说回来，人要说服自己的梦，一种叫理想的东西，也很难。一个真正做大事的人，往往就有一种特别执拗的精神，寄居在看不见的地方。在餐馆，他每天忙碌近十个小时，一周工作七天。每天一回家，都能听见自己的骨头累得嘎嘣嘎嘣响。即便这样，他还是坚持利用每天下午两小时的休息时间，到附近语言学校“充电”。一年半后，他顺利考取了意大利的初中毕业证书，能够用意大利语自如交流。说起这个事，孙先生现在还觉得骄傲。他和我、崇初开玩笑，“现在到朋友家吃饭，不自觉地想捋起袖子，给别人洗碗，总觉得别人的碗没有洗干净。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意识强迫症。”

知道我在写一带一路上华人创业故事，特别是欧洲华人。孙运之先生建议我看看意大利人写的《华人百年》。温州人在意大利米兰，不仅有获得过世界武术冠军的，还有获得过意大利歌剧终生成就奖的，可以说是各行各业都有。如瑞安湖岭的廖巧明、詹杨毅、黄国权、周建煌，还有项新煌，年轻一代的像廖巧辉、马可瑞在米兰华人圈都很有影响力。我在查阅《瑞安华侨志》得知，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九九年，瑞安湖岭桂峰乡移民出国累计2773人，其中移民意大利的就有1784人。孙运之先生说，意大利和中国的缘分，要从一九零六年开始说，那一年意大利第一次举办世界博览会，清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从那以后，意大利人对中国人就有很大的兴趣，很期待很欢迎，好奇着这些扎着辫子的东方人从封闭的国度是怎么过来的，浩瀚的太平洋要多少天才能抵达。一切充满了神秘。然后到了一九六二年三月，51名华人从法国正式移民意大利都林，当地报纸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登了一则新闻，标题应该是《中国人登陆意大利》。这51名中国人主要是丽水青田的，他们过来卖青田的石雕以及假的河蚌珍珠粉做成的项链。价格便宜，又有特殊的中国工艺，只要三十里拉，意大利人很喜欢。同年，又有8个中国人在米兰维阿卡诺35号居住。这就像石崖间的青草，挣扎着慢慢地冒了出来。他爱人的爷爷，就是三十年代出来的.一直到八十年代，在米兰的中国人，还不到700人。

/孙运之先生接受媒体采访/

米兰我去了两次，都住在保罗萨比大街。清晨，薄薄的阳光打在酒店门口的青石路上，我有几分恍惚，不知自己是走在瑞安的虹桥路，还是温州的五马街。因为匆匆行走在街道上的，多数是华人。很早开门的早餐店，也几乎都是温州人，他们大多来自瑞安、瓯海，以及文成。张云和我开玩笑说，在这里，你不会意大利语没有关系，不会说英语更没有关系，甚至你不会讲普通话也没有关系。只要你会温州话，就不会迷路，也不会饿肚子。保罗萨比大街是米兰著名的华人街，仅仅这条街，就有400多家华人服装店铺。这里没有人称其唐人街，却每隔几米，就是华人的商铺。什么样的东西，这里都可以购买。就连名表、奢侈品的专卖店，也都是华人站柜台。从8个华人在维阿卡诺35号居住，到如今华人身影密集，保罗萨比大街的时间钟摆，接近走了六十年。这里是世界时尚之都米兰的核心圈，步行十几分钟，就是全球最奢华的商业街，再走几步，就是哥特式建筑的巅峰之作多姆教堂，也叫米兰大教堂。到了二零一八年，整条大街保留下来的意大利人店铺，屈指可数，只有一家酒吧，一家意大利餐馆，一家肉菜铺，还有一家零售店。我见到了很多意大利居民，他们说起温州人某某某，会用生硬的汉语说，你这朋友OK，你这朋友厉害这些诚意的赞词。

与八十年代初期到米兰不同，那天陪同我去采访詹杨毅先生的詹子明兄告诉我，意大利人已放下了他们的骄傲，慢慢融入了华人圈。他们不再觉得华人是野蛮的，没有教养的。他们喜欢温州人的慷慨，喜欢温州人的豪爽。而温州人也喜欢意大利餐，喜欢清晨起来，先喝一杯意式浓缩咖啡。那些栉次鳞比的商铺，每一家都有咖啡机，早上喝了，中午喝，打烊了还喝。华人的产业，就像章鱼的脚，触及到了意大利的各个领域。像我的学生潘颂勋，收购了米兰的一家家居工厂，还有一家意大利知名品牌的沙发床工厂，这是全球订制的奢华品牌，销往全球最顶级的酒店。张云他们的葡萄园酒店，与瑞安的最豪华餐馆同名，接待华人，也接待意大利人，在他的餐馆与湖岭老乡聚会其间，也见到了一些意大利人。保罗萨比大街上的意大利居民，也会用筷子吃中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