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是“共同富裕”?浙江这组指标有关键“密码”

究竟什么是“共同富裕”?浙江这组指标有关键“密码”

浙江探路打造共同富裕的样板,有足够实力和底气。

浙江省 图片来源:Unsplash

浙江省 图片来源:Unsplash

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公布,浙江被赋予重要示范改革任务,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

《意见》的出台,可谓正逢其时。在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东部地区有望率先实现现代化之际,探索共富路径成为大势所趋。但鉴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的存在,有必要选取部分地区“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作为脱贫攻坚之后一个更加长期的政策,实现共同富裕,势必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那么,浙江凭什么具备先行先试资格?未来又如何当好“模范生”?应当从哪些方面重点切入,探索共富路径?这些都是值得外界关注的。

一些维度上,浙江并不是“单项冠军”

这些年来,各地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和亮点,但要论谁能真正趟出一条共同富裕的路子,还真要多方权衡。

要论经济总量,广东独占鳌头,2020年GDP超11万亿元,被称为“粤老大”;江苏紧跟其后,也突破了10万亿元,人称“苏大强”;然后是山东,逾7.3万亿元;浙江位居第四,接近6.5万亿元。

而论人均GDP,前五名中,分别是北京、上海、江苏、福建、浙江。浙江垫底。

再看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最高,2020年是7.2万元;北京第二,6.9万元;浙江以5.2万元排在第三。

的确,在这些维度上,浙江不是“单项冠军”。这是否妨碍其成为探索共富路径的“全能冠军”?

既然要走共同富裕的路,首要考量的还是发展的均衡程度。由于比较视角的不同,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比如,以城市经济规模来看,江苏排首位的苏州是排最后的宿迁的6.2倍,而浙江排首位的杭州是排最后的舟山的11.2倍,广东排第一的深圳则是排最后的云浮的29倍。就此而言,江苏的城市均衡度相对要高。

浙江率先探路“共同富裕”,可谓当仁不让

但是,仅仅以城市经济规模之间的均衡度来比较是不够的,更要看居民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

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例,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浙江都在全国省(区)排第一。而且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小于“2”,是全国最低的地区之一。此外,浙商遍布全国各地,富者大有人在,只不过未必体现于本地数据,这也意味着浙江更加“藏富于民”。

正因如此,作为中央文件,这份《意见》的导言说得明明白白:“浙江省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具备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基础和优势,也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具有广阔的优化空间和发展潜力”。

这无疑是对浙江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肯定。与此前国家发改委对浙江给出的评价也一脉相承,该评价称:“在城乡差距指标、区域发展指标以及富裕程度等各项指标上,浙江都走在全国前列”。

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要研究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杭州 图片来源:Unsplash

杭州 图片来源:Unsplash

看来,作为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区域发展差距最小,同时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浙江探路先行打造共同富裕的样板,是有足够实力和底气的。

均衡化发展,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

落子浙江,国家战略用意,尽在“示范”二字。但这项政策绝非孤零零的,其背后是一套组合拳。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在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方面,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其中,“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先行示范区、建设引领区的主体是城市或城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主体则是一个省。

同时被写入“十四五”规划的东部省份还有山东,对应战略是“深入推进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区,亦被寄予厚望。

回到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示范区上来,有没有初步积累的发展经验?有没有阶段性的可量化指标?

从既有的发展经验来看,“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数十载大踏步向前发展,同时持续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可以说,城乡融合和区域协同的均衡化发展,一直是其制胜要诀。未来探索高质量的共同富裕,关键路径也必然在于进一步的均衡化发展。

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

而关于阶段性的可量化指标,在衡量一个地区共同富裕程度时,地区人均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区人均GDP最高最低倍差、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倍差,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目标值群体比例等,每一项都很重要。

浙江省委6月11日审议原则通过《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提出到2025年,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3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5万元。

从人均GDP目标看,尽管浙江在国内仍然低于北京和上海,但从全球看,其已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同时,这也意味着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探索。

该实施方案同时提出,到2025年地区人均GDP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2.1以内,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1.55以内,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这三项目标,分别与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三大主攻方向一一对应,重在解决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

以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例,2020年浙江的数据为1.96,已经远低于全国的2.56,力争降到1.9以下则更显魄力。

此外,该实施方案还提出到2025年,浙江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50万元的群体比例达到80%、20万-60万元的群体比例力争达到45%。这两项意味着,浙江要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计划,目标是基本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2.5万元-25万元都属于中等收入,中间相差10倍。著名经济学家刘世锦则提出,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是“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之间”。而典型的“橄榄型”社会,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往往超过60%。浙江2025年的目标,无疑是高于这个定义的。

这些指标,强调的都是均衡化发展,无不指向五大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和“共享”。

全面推动协调发展,加快提升共享发展水平。实现目标的过程,重在改革,关键在人。何以激发人们进一步追求富裕的动力,何以消除阻碍共同富裕的障碍?实施和深化“共享式改革”是必由之路。

数字化+绿色化,共同富裕的两大动能

在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2025年主要目标中,除了重点围绕均衡化发展的几组数字外,还有三组比较重要的指标,分别是:

数字经济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

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国民体质合格率超过94.5%,

生活垃圾分类覆盖面达到100%,重点生物物种保护率95%……

前一项对应的是数字化发展,后几项则突出了绿色化发展(大健康+生态)。二者与均衡化发展共同构成了共同富裕的“一体两翼”。其中,以均衡化发展为一体(内核),以数字化发展和绿色化发展为两翼(动能)。无论是数字化,还是绿色化,都以均衡化为依归。

当前,浙江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撬动全领域改革的制度机制创新,打造最优营商环境、投资环境、干事环境、政商环境,促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是提高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缩小城乡和区域数字鸿沟的有效途径。

为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浙江提出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推进跨山统筹,持续促进后发地区26县加快发展。以发达地区和加快发展地区之间的创新合作为重点,研究发达地区的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向加快发展地区转移的有效途径。

桐庐县古村 图片来源:新华社

桐庐县古村 图片来源:新华社

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人的健康,可持续推动生活、生产、生态“三生融合”,既不为经济发展舍弃环境,也不为环境放弃经济发展。譬如,在安吉、德清、余杭等地农村,过去卖矿石,现在转变成卖文化、卖旅游,生活富裕,环境优美,生态优良。

为全国探路,率先实现共同富裕,是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必答题。夯实共同富裕之基,需要探索建立先富带后富、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评价体系。

总之,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将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存在的“成长的烦恼”。在动态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这两对经典关系,推动均衡化、数字化、绿色化“三化”发展,浙江或可探索出一些有益经验:

均衡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橄榄型社会结构)

数字化(科技引领,创新驱动,数字赋能;优化营商,升级产业)

绿色化(双碳目标,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健康生活,三生融合)

当然,唯有不断“做大蛋糕”,才能持续“分好蛋糕”。这是通向共同富裕的不二法门,也是浙江当好“模范生”的正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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