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的童话你来书写——记美籍科学家郑祥建教授(一)

最美的童话你来书写——记美籍科学家郑祥建教授(一)

一只蚂蚁的猜想

“病变的血管丛越来越大,很健康的孩子也没办法,慢慢就绝望了。这样的病例属于罕见病例,全球从事类似研究的实验室不多。由于我多年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对这种脑血管病研究积累,2014年受邀到悉尼大学百年纪念研究所建设实验室,这个研究所是以悉尼大学和悉尼皇家医院为依托的实验基地。应该是次年十月,一位布里斯班的妈妈在孩子接受多次手术治疗后又新长出了病瘤,她从研究所网页获知我研究成果后找到了我。”郑祥建教授平时话不多,或许他的很多话都已孵化在学术论文和研究数据中。这一点,就像他朴素的生活。而说起脑血管瘤,就是掀开话匣的盖子,就是鱼回到海里,话语立即欢畅地跑出来。

晨曦中的塔斯马尼亚岛上森林

晨曦中的塔斯马尼亚岛上森林

他说:“医生也没有办法,脑袋开刀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多发性血管瘤病多数属于基因病,手术切除往往难以根治,复发的可能性很高。”

郑祥建教授到来,林长丰兄和季静姐自是奉为座上宾。二人拿出2005年珍藏版宝和祥乌金生普,如同季静姐所说,喝对的茶,交对的人。

郑教授吃了两口乌金,说:“在国外,我们很少喝茶,偶尔喝的,多是斯里兰卡红茶。最近几次回国,朋友聚会从餐桌转移到茶桌,这是好事。社会发展了,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好了,以茶聚人,养生养心。去年在云南,邂逅蓝姐的海之书馆,实在体验了一把茶的滋味。但茶,我连略知一二也谈不上,就像不知晓这乌金茶妙在何处。不过,闻其香气,观其色泽,实属上品。”举杯放在鼻梁前方停留几秒,郑教授话题切换到刚才的药物研究上,说:“屠呦呦教授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对我们这类研究药物的华人科学家是种激励。罕见病研究者小众,病人也是小众。如果你与这类孩子及其父母有所接触,可能感受会更深,也会明白这类研究的意义。我经常说,科学研究从来就是寂寞的事业。也常拿这句话勉励自己。我的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我小时住在山岭岭脚,割稻子、插秧、耘田、收番薯丝、砍柴,样样都是好把式。从小学到高中,我没有离开过湖岭,山区背景也影响了我的价值观。能够以己之力,有助于他人,挽救生命,减轻患者家人负担,这是我做研究的出发点,或者说,我把这看作研究的福祉。”

郑祥建教授、曾长福、张岩俊和金庆伟四人在惠灵顿山

郑祥建教授、曾长福、张岩俊和金庆伟四人在惠灵顿山

与郑祥建教授随便惯了,这话递过来,有了不寻常的气氛。沉默片刻,我插了句话,在新威尔士大学圣乔治医院听你报告期间,我看到了两幅照片,就是血管瘤孩子施行手术的报道,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教授说,其中一个孩子是美国的,经过多次手术治疗,是个非常有活力的孩子,还在亲人的帮助下建立了慈善基金会,为同类疾病患者摹捐。她已于两年前去世, 父母希望捐赠脑组织作为研究使用, 可惜当时我们接受人脑组织的伦理审批还没有办妥。

郑教授其貌不扬,对生活需求简单,但简单的生活里也蕴含人生哲理。他说自己受了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多,兼济天下谈不上,但入了这行,读了些书,不敢忘了初衷,老想为社会做点事。话虽朴素,道理却深刻,确实应了大道至简这几个字。郑祥建教授说:“做人做事还是简单为上。做人简单,做事也简单,一个道理,去繁就简就好。衣食住行如此,研究药物如此,殊途同归。” 他落座我们中间,如果不听他谈论研究话题,很难将他与科学家大会上做主旨报告的教授等同起来。类似的话,我们在不同媒体上看过,听过,但与郑教授面对面,效果不同。用触动一词描述,着实不为过。

刚才来茶坊路上,我既玩笑又认真提起在新威尔士大学听他报告的往事,说:“科学家大会上,我坐台下,听你用英语做报告,除了开头两句,其余一句都听不懂。全程一小时,听不懂归听不懂,我始终没有开小差。你知道为什么吗?看你在那样高层次的大会上做报告,作为校友、老乡始终有种自豪感。”

“还记得那事啊?”他笑着说,“ 生如蝼蚁然当立鸿鹄之志。我倒记得鲁迅先生一句话:‘大学教授要堕落下去,无论高的,矮的,白的或黑的,或灰的。不过有些是别人谓之堕落,而我谓之困苦。’这句话适合我。”

塔斯马尼亚岛上Villas52庄园

塔斯马尼亚岛上Villas52庄园

很多事机缘巧合。安基金常务副理事长陈积勋先生也在座。郑教授说,诸如脑血管瘤之类的罕见病研究,需要更多公益资金介入。恰巧陈先生热心公益,因而今天的茶余话谈,只是通常的相聚,却有了不一般的色彩。林长丰说:“我要给你们拍张特写,挂在道约茶空间。”郑祥建教授摆摆手,说:“这个就免了。做人做事还是简单为上。做人简单,做事也简单,一个道理,去繁就简就好。衣食住行如此,研究药物如此,殊途同归。全球罕见脑血管瘤患者比例是两千分之二,孩子占比四分之一。我们把这类病叫罕见病,多数由基因突变造成,这类脑瘤与许多其他病例不一样,手术切除当前瘤体后,其他地方很有可能还会长出来。我现在药物的靶点很清楚,治疗精准度越来越高,研究方向就是努力让药物只有单一靶点,这意味着方向更准,副作用更小。”

十月瑞安秋意渐浓。夜色收起了窗外蝼蛄的响动、蟋蟀的欢叫,也盖住了波斯菊盛放的花容。道约茶坊闹中取静,安静而不孤独。窗外桂花还残余一些,香气隐隐传到房间,与氤氲的茶香混合,添了不少雅致。

郑祥建是浙江瑞安人,老家在市区西部的革命老区湖岭。在美国佐治亚完成了博士学业,他去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并在宾大开始脑血管疾病的研究。如今,距离我在悉尼大学他的实验室所做的采访已将近四年。喝对的茶,交对的人,晚上的谈话契合这主题词。陈积勋先生专注社会公益事业。摄影家林长丰先生在非洲、东南亚等地拍摄了很多难民孩子。郑祥建教授正在进行罕见病药物研究。这几个人聚在道约,有点像钟子期与伯牙,高山流水遇知音,不热闹不可能。

郑祥建教授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心血管研究所,是目前全球心脑血管研究最前沿的研究所,他引领的研究小组系统深入剖析了海绵状脑血管畸形(CCM)致病基因的分子信号通路, 一系列工作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很多研究成果发表在世界高水平的期刊,包括《Nature》《Nature Medicine》《Developmental Cell》《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等。

郑教授说:“2018年我回到中国,和一些基金会或天使投资洽谈过。与美国不一样,国内的罕见病药物不可能卖很贵。美国法律可以保证研发罕见药药的企业不亏,卖很高的价格都是可以被接受的。我在悉尼大学的研究中发现一种已在血液肿瘤中使用的药物可以在动物模型中有效治疗这种疾病后,与MBA的朋友在美国生物医药初创公司聚集的圣地亚哥注册了一家公司,投资人都觉得很好。我这个靶点很清楚,但还需要临床实验证实药物对此类罕见病的真正应用效果,罕见药进行临床实验需要向美国FDA申请,而这些工作需要公司去运作。目前来看,考虑可盈利性,必须是美国公司去申请,得到国际上的认可。凡是药物,必然有副作用,只是这副作用有大小。如果脑血管上的药物副作用很大,那肯定不行,这方面目前我们正在改善,现阶段在动物身上的实验已获得很大突破。近年来我陆续和一些脑外科医生探讨,如果能有药物让患病者避免手术,那将是病人最大的福祉。脑血管瘤做手术的风险极大,尤其是二次开颅。如果不做,直接后果有两个:瘤长大了会破,出血造成中风;长大了不破,会压迫脑神经,可能的症状有比如嘴巴不能动、手不能动或者瘫痪。药物的作用是干预它的生长,希望它缩小或者消失。目前为止,我认为全世界最清楚的应该是我们实验室研究的靶点,我们现在的药物是最有效的;在临床前动物试验中,我吹一下牛,目前我们的药物也是最好的。”

郑祥建教授在悉尼大学实验室

郑祥建教授在悉尼大学实验室

郑祥建是浙江瑞安人,老家在市区西部的革命老区湖岭。在美国佐治亚完成了博士学业,他去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并在宾大开始脑血管疾病的研究。如今,距离我在悉尼大学他的实验室所做的采访已将近四年。喝对的茶,交对的人,晚上的谈话契合这主题词。陈积勋先生专注社会公益事业。摄影家林长丰先生在非洲、东南亚等地拍摄了很多难民孩子。郑祥建教授正在进行罕见病药物研究。这几个人聚在道约,有点像钟子期与伯牙,高山流水遇知音,不热闹不可能。

遇见郑祥建教授,会想到庄子。脚上蹬的登山鞋被时间磨成枯败棕褐色,我在澳大利亚见他穿的也是这些。去年九月,我们一起去云南,适逢大雨,教授的鞋子有点豁嘴,路上的黄泥水就借道豁口,与他做功夫。走在崇圣寺的石阶上,黄泥水噗嗤噗呲,煞有介事地唱歌。我与他开玩笑说这鞋子要进博物馆了。他说正有这想法,实在不能穿了,他要制成标本,彰显其陪伴他从美国走到澳大利亚走到中国之功绩。郑祥建教授说,鹏之徙于南冥,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我的登山鞋不比大鹏鸟差。像庄子这样的哲人,如何会计较外在鲜艳还是奢华。这点,郑祥建教授实在像了几分。在澳大利亚他带我们穿越塔斯马尼亚岛,七天,他好像专注度都在科学研究上,而生活简单如一碗凉白开。受邀帮助澳大利亚政府筹建悉尼大学脑血管实验室的三年,超市除外,他仅到过一次商场,买鞋子寄给国内的父母;每天两顿,早上牛奶面包,晚餐牛排蔬菜;也没有别的爱好,有山就去爬山,没有山就沿着海边跑步或骑行单车。

喝了口茶,教授眉毛舒展如躺在杯底的普洱。不知是陈年普洱茶的作用,还是遇见了对的人,教授微微有点兴奋。他脱了墨绿色的登山服,说,“如果你见过那些手术后仍不得根治的孩子,就会感觉,这条路虽然孤单艰辛,但会海水一样抱拥你、推动你。罕见病研究是一条冷僻的羊肠小道,走得慢,还要走得小心。对于血管瘤,我们给一个化学成分,让它不再生长,或者回归了,结构上稳定了,这就是我们科学研究的意义。”

茶空间里谈话的气氛浓烈。理事长陈积勋先生以一场工厂火灾为例来说明推断的方法,他的语速比较快,一口气说了十一个原因,从电工操作说到变压器失当、发电厂装配、运行不正常、用水排放、涡轮液压、员工家庭、儿子得脑血管瘤等等,堪比郑教授少年时在湖岭田间摘豆荚,噼里啪啦。他说,推断病理也类似。陈积勋先生退休之后研究佛学,对传统哲学很有研究,还用佛学类比说明脑血管瘤病症基因。

他做公益事业,关切自闭症人群,看了很多自闭症案例。陈先生说:“那些孩子眼睛里包藏的说不出的东西,学校教育、心理学引导、药物治疗,作用甚微。我就在想,王阳明的心学和道家、佛家的太极阴阳能否结合医学,拓宽研究渠道。有些医学上尚未攻克的病症,是否可以结合哲学在意念上加以疏导和控制。”

惠灵顿山观景台

惠灵顿山观景台

郑教授低头看看桌子脚边,似乎寻找什么。或许正在寻找一只蚂蚁的踪迹。“如果现在有一只蚂蚁在这茶桌底下爬行,你怎么看?你怎么样让蚂蚁往上面飞,往上面跳。他有解决办法吗?我们都降格一下,把人看作蚂蚁,把神看作人。人跟神的差别,就是蚂蚁和人的差别。你怎么能指望蚂蚁有人的想法,蚂蚁只能凭自己的能量,把东西搬到那里去,做成自己的堡垒,保护自己。研究药物,医治病源,道理相同。”郑教授哈哈笑说,“理事长用企业说理,我用蚂蚁说理。”

林长丰先生和季静姐与郑祥建教授和我在大理呆过几天,他乡遇故知,朝夕相处,算是老朋友。林长丰说,今天喝茶是我遇见最对的人。东方哲学与科学的思维碰撞,是两种文化的交融。季静姐则恰到好处地拍下了一幅幅激情迸发的对话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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