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域数字化改革引领政府数字化转型进入新阶段

2021年3月5日，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建设数字中国。自2009年首次提出“数字中国”以来，随着时代进步和我国发展实践，其内涵在不断丰富。对数字中国内涵的理解和把握，成为各地推进数字化建设的思想基石。

2021年2月18日，新年开工第一天，浙江省委召开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全面部署全省数字化改革工作，浙江省省委书记袁家军指出，数字化改革是数字浙江建设的新阶段，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一次拓展和升级，重点聚焦党政机关、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五个方面，与“数字中国”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社会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一脉相承。数字化改革自提出以来，成为政产学用各领域讨论的热点话题，本文拟从政府数字化转型演化路径出发，论证浙江提出数字化改革的合理性，同时通过梳理浙江数字化改革的建设历程，为其他地方政府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和数字化改革提供路径参考。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演进路线

图1 政府数字化转型演进路线图

按照发展深度与价值影响，数字化转型通常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信息数字化、业务数字化与组织数字化，与之相对应政府数字化转型也被划分为政府信息数字化、政府系统数字化和政府服务数字化三个阶段。政府信息数字化的主要举措是通过信息化系统建设与政府门户网站建设，以信息产品、信息平台为支撑，以实现办公和管理效率的提升。政府系统数字化的主要举措是通过建设网上办事大厅与社会化服务渠道，实现数字化体验，优化服务模式。政府服务数字化主要是通过数字化思维、能力和意识的养成与提升，加速实现数字领导力，以流程再造、模式创新、应用升级为主要内容提供政府服务数字化供给，以综合应用创新驱动传统政务业务流程的改造和创新，促进政府体系数字化改革。

他山之石：浙江逻辑

浙江的数字化改革历程从实践的角度，符合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演进路径，具备合理性和一定的必然性。以下主要从背景、方法和路径三个方面，围绕改革历程、方法路径和重点工作三方面内容对浙江数字化改革进行分析。

1、改革历程

图2 浙江数字化改革历程

自2003年提出建设“数字浙江”以来，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始终立足于为人民服务，持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2014年建设电子政务云，形成“四张清单一张网”，开全国之先。2016年率先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从2017年全面启动“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来，浙江持之以恒地推进这项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标志性改革工作，在制度设计、重点项目、数据平台、数字化应用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形成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先发优势，为数字化改革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18年以来，进入政府数字化转型阶段，总体经历2018年部门核心业务数字化转型、2019年建设跨部门协同标志性项目、2020年以场景化的多业务协同应用为抓手建设“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三个过程。

2018年，主要是聚焦部门核心业务梳理，在此基础上，打通数据孤岛实现信息共享，推动部门核心业务的数字化转型。2019年，主要是聚焦政府履职的核心业务梳理和流程再造，以跨部门协同标志性项目为抓手，推动全方位政府数字化转型。标志性成果是“浙里办”“浙政钉”快速推进，“8+13”重大标志性应用落地。2020年，主要是聚焦系统融合、综合集成，以场景化的多业务协同应用为抓手，实现了从点到面、从部门分割到整体协同的螺旋式上升，着力打造“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标志性成果是11个跨部门场景化多业务协同应用上线运行。2021年做出数字化改革总部署，制定党政机关、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数字化改革方案，以一把手工程重点高位推进，以工作体系建立专班推进工作，以指标体系为工作定指标，以政策体系为工作配套政策文件，以评价体系晾晒工作效果，形成从理念到制度的配套，更好的发挥数字技术对管理的支撑作用，推动改革工作落实到实处。

2、方法路径

图3 浙江数字化改革v字模型

浙江数字化改革的核心方法路径，就是通过Ｖ字模型持续迭代，将“业务协同模型”和“数据共享模型”贯穿到数字化改革的各领域、各方面、全过程。Ｖ字下行阶段，全面梳理党政机关核心业务，从治理与服务两个维度赋予定义，从宏观到微观，实现核心业务数字化。Ｖ字上行阶段，再造业务流程，将核心业务组装集成为“一件事”，推进原有业务协同叠加新的重大任务，从微观到宏观，设计标志性应用场景，找到“破点—线—成面—立体”的最优方案，推动整体智治体系的整体性优化和系统性重塑。

3、工作体系

浙江以着力构建系统配套、远期和近期相衔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数字化改革工作体系，找准工作发力点和努力方向，推动改革螺旋式上升为目标，构建“1+5+2”工作体系，搭建数字化改革“四梁八柱”。

“１”就是建设1个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在原有公共数据平台的基础上，叠加智能分析、研判决策等“大脑”功能。平台架构包括“两掌”和“四横四纵”。“两掌”分别是“浙里办”群众企业掌上办事和“浙政钉”机关干部掌上办公两个入口。“四横“分别是基础设施体系、数据资源体系、应用支撑体系、业务应用体系。“四纵”分别是政策制度体系、标准规范体系、组织保障体系、网络安全体系。

“５”就是运行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综合应用。一是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综合应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服务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主线，推进党政机关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性变革。二是数字政府综合应用，聚焦“管”与“服”，以“浙政钉”“浙里办”为基础平台，集成整合政府各部门、各层级APP，迭代形成的综合应用，加快打造“整体智治、唯实惟先”现代政府。三是数字经济综合应用，是以“产业大脑+未来工厂”为核心业务场景，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双联动，以工业领域为突破口，以数据供应链为纽带，推动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面连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四是数字社会综合应用，是以“城市大脑+未来社区”为核心业务场景，着重围绕解决城市治理、百姓生活中的突出问题，进行精准分析、整体研判、智慧决策、协同指挥，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五是数字法治综合应用，以政法一体化办案体系、综合行政执法体系、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体系为核心业务场景，全面提升法治建设智慧化水平。

“２”就是构建理论和制度２套体系，推动改革实践上升为理论成果、固化为制度成果。理论体系方面，成立数字化改革专家组，大成集智，全面加强数字化改革的内涵、目标、思路、举措、项目等理论研究。制度体系方面，制定实施一批关于数字化改革平台技术支撑、业务应用管理、数据共享开放、网络安全保护等地方性制度标准和规章法规，推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

以上五个综合应用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数字化改革的整体。其中，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综合应用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具有统领性、基础性，其余四个综合应用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贯通，共同构成一个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有机整体。

各地政府推进数字化改革的建议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对政府的整体统筹协同、促进生产力发展、社会治理、数据资源配置等全域发展提出更高要求，需要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对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数字化改革成为关键，浙江为数字化改革写下了“浙江方案”。各地在学习和借鉴浙江经验，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或数字化改革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了解数字化改革的前置条件

浙江数字化改革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一次拓展和升级，数字政府建设经验的积累是数字化改革的前置条件。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浙江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在2020年6月份中央党校发布的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的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浙江省网上政府服务能力为全国并列第一。数字乡村、网络仲裁、医保监管、先医后付、服务企业的码上办以及民意热线等场景应用成为全国建设标杆。浙江发挥数字政府建设经验辐射和带动效应，将数字化思想、方法和经验渗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引领和撬动其他领域的数字化变革。因此，其他地方政府在借鉴和学习浙江经验时，不可全盘接受与复制，需要了解浙江提出数字化改革的前置条件，结合当地实际发展要求和现实情况，进行本地化改造，可以采取单点突破的方式，以“点、线、面、体”的框架，坚持久久为功，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数字化改革体系。

2.提高数字素养和数字领导力

数字化改革需要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对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对数字素养和数字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通过不断学习，在熟悉业务的基础上，掌握一定的数字技能，提升数字素养。“数字鸿沟”已经逐渐由接入鸿沟向能力鸿沟转变，数据治理和价值挖掘能力，建立“用数据说话、靠数据决策，依数据执行”的思维，成为数字时代，衡量数字领导力的关键因素。需要主要领导树立数字化思维，以需求为导向，提升数字空间治理能力，通过映射原理，建立健全跨部门、跨业务协作机制，推动业务流程和组织架构重塑，营造数字空间治理能力赋能物理空间实体变革的局面。

3.健全多维保障释放数据红利

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改革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数字赋能，盘活数据资源，释放数据价值，是数字赋能的必经之路。但是，目前普遍存在的数据不愿意共享、共享渠道不畅、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安全性难以保障等问题成为阻碍数据开放、流通和共享的桎梏，需要健全多维度的保障以突破核心堵点，营造数据共享氛围。一是提高思想认知。真正认识到释放数字红利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通过咨询培训与指导，提高部门对数据共享的认识与理解。二是健全制度保障。通过制度给予数据共享清晰的依据和安全保障。三是畅通共享渠道。构建数据共享平台，强化平台支撑，规范、建立数据供需对接流程和技术标准。四是提供经济激励。在年度考核和绩效评估中给予数据共享部门更多的经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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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数字浙江DZ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