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中文系百年系史
浙江大学中文系的历史，如果从1897年求是学堂开设国文课程算起，已经有120多年，即便从1920年之江大学创办国文系算起，也已经接近百年。百年间，浙江大学中文系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期间的曲折过程，坎坷与辉煌，恐怕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全面了解，但它们值得铭记。2011年，浙江大学中文系曾出版三卷本《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时任中文系主任吴秀明教授任总主编，分《总论卷》、《教师卷》、《校友卷》，由中文系吴笛、陶然、黄健三位教授分任各卷主编。其中吴笛教授主编的《总论卷》第一部分《百年扫描》，凡4万余字，全面描绘了浙江大学中文系的百年历程，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现节选转载于中文系微信公号，以飨读者。由于篇幅限制，文字有所删略。另需注意的是，文中所提到的数据和资料等，截止时间为2010年。
第一部分 晚清民国篇
浙江大学中文系的发展，与浙江大学的发展历程基本上是同步的。1897年，求是书院创立时，就开设国文课程。自1920年之江大学国文系成立和1928年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国文系成立之后，浙江大学中文系更是努力奋进，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以及我国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浙江大学中文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开拓探索（1897-1952)、调整巩固（1952-1999)、全面发展（1999- )三个阶段。
浙江大学中文系发展的第一阶段，即1897年5月至1952年2月的历史，是伴随着浙江大学的发展而发展的，更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这也从另—个角度折射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浙江大学中文系的形成主要由以下两条脉络汇聚而成：其一是：
求是书院国文课→求是大学堂国文课→浙江高等学堂文科→第三中山大学文理学院→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浙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的部分和师范学院；
其二是：
育英书院→之江学堂→之江大学国文系→之江文理学院。
这两条脉络最终又同浙江俄文专科学校、浙江师范专科学院的相关学科一起构成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随后又发展成为杭州大学中文系。而杭州大学中文系，即现在浙江大学中文系的主体。
一、从求是书院、浙江高等学堂到浙江大学
(1897-1952)
1895年8月，汪康年、陈仲恕等人便在浙江向各方奔走鼓吹，倡议创办新式学堂，取名“崇实”学堂，但遭到了浙江保守官绅的阻挠而终未成功。此举可谓求是书院创办的先声。1896年新任杭州知府林启与提倡革新的士绅商讨新办新式学堂的事宜，后奏请巡抚廖寿丰，建议以被没收充公的普慈禅寺为校舍，开办新学堂。经廖寿丰批准名为求是书院，拨银两万两为办学经费，任命林启为总办，陆懋勋为监院，陈仲恕任文牍斋务，并于1897年农历正月开始筹办招生开学事宜。
求是书院于1897年5月21日正式开学上课。以“培养人才，讲求实学”为办学宗旨，学制为五年。浙江大学中文系最初的源头，便是1897年求是书院正式开办时所开设的国文课程以及相关的师资力量。书院开课伊始，便将国文课列为必修课之一。在教学方法上，国文课程也较为独特，该课程不是由教师一讲到底，而是强调学生自行研习，有疑才问，教师进行解答，“往往有上课一小时而教师未发一言的”。课后则要求学生温习汉文，“每日晚间及休沐之日，不定功课，应自浏览经古文并中外各种报纸。各随性情所近，志趣所向，讲求一切有用之书，将心得之处撰为日记、学习札记，定期交教习批改”。
书院第一届招收秀才30名，入学者膳宿和学费全免，并有三五元的津贴费。这一班学生称“内院生”，待遇最好，成绩优秀的还可以获得奖学金。第二年求是书院广招学额，分设内外两院，第一届原有学生为内院生，新招收的60名学生为外院生，其中秀才出身的有20人，资格虽与内院生相同，待遇远不及前者。1899年开始，逐年招收的学生均不是秀才出身，称为“蒙生”，属于外院生的一种。
求是书院
1901年，求是书院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次年又改称“浙江大学堂”，从此以后不再沿用“求是”之名。1903年因北京成立了京师大学堂，遂将地方各学堂改称“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堂由此更名为“浙江高等学堂”。
浙江高等学堂开始只办高等预科，1905年规定在预科以外另设师范科和师范传习所。当时师范科和与师范传习所的招生对象，大多为年龄较大、国文程度较好、其他学科成绩较差而能速成师资的人。1908年，浙江高等学堂预科第一班毕业，至此开设正科，正科生分设第一类(文科)与第二类(理科)，第一类毕业升入大学文法等科，第二类毕业则升入大学理工等科。
这期间国文课教师有：宋恕、张相、马叙伦、蒋麟振、陈屺怀、魏仲车、杨敏曾、陈去病、沈士远、沈尹默、沈祖绵等。其中有不少是学界的重要人物，或是为学科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士。
浙江高等学堂维持至1914年6月停办后，1921年11月，浙江省议会建议筹办杭州大学。12月30日，省议会推举蔡元培、陈榥、蒋梦麟、陈大齐、阮性存、马寅初、郑宗海、何炳松、应时、汤兆丰等10人为杭州大学董事。次年3月，省长张载阳又列出了一个22人的董事会名单，送省议会审议。当年的浙江省教育经费预算列支100万元为杭州大学开办之用，勘定万松岭上的敷文书院一带为校址。之后由于浙江的政局长期动荡不定，杭州大学的筹备有名无实。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浙江，四月，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委员的蔡元培，提议创立浙江大学研究院，当即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决议通过。5月，浙江省政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案，并决议拨15万元作为开办费用，聘请张人杰、李石曾、蔡元培、马叙伦、邵元冲、蒋梦麟、胡适、陈世璋、邵裴子9人为筹备委员，以高等学堂、陆军小学堂旧址、文澜阁旧址、罗苑为浙江大学研究院院舍。无奈研究院规模宏大，需费甚多，筹备委员会决定研究院暂缓设立，先筹办大学。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因此通过了《大学区组织条件》草案和浙江省试办大学区制的决定，将杭州各高等院校合并，改称“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蒋梦麟出任校长，设工、农两学院。
1927年8月1日，聘请邵裴子为大学文理学院筹备委员，筹办文理学院。1928年4月1日，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改称“浙江大学”，同年7月1日起冠以“国立”两字，称“国立浙江大学”。同年8月，文理学院成立，聘邵裴子为院长，于秋季开始招生。院址设高等学堂于陆军小学堂旧址。
1928年8月，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成立之初，本科设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哲学、数学、物理、化学、心理、史学与政治、体育、军事十个学门，另设医药预备科。中国语文学门同年成立时，刘大白为主任，钟敬文为助教。
刘大白是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与胡适等人不遗余力地提倡白话写作，并致力于新白话诗的创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192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他的著作《旧诗新话》，后由蒋梦麟作序，在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1929年9月，文理学院将中文、外文、史学与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六主科学门改称“学系”，增设生物、心理、经济、教育四学系。中国语文学门改称“中国语文学系”。1930年因历年预算不能实现，中国语文学系被停办，该系学生被转送至北京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借读。而外国语文学系直至抗日战争前夕一直在文理学院开办。
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大门
浙江大学文理学院自创办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历任的正副教授主要有：梅光迪、郭斌龢、陈逵、陈嘉、林天兰等，他们对文理学院的创办和前期建设，做出了许多成绩。作为文理学院的创办人和第一任院长的邵裴子，在办学中，积极贯彻蔡元培“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精神，主张“学者办学，舆论公开”，卓有成效。他在任期间，极其重视师资质量，精心网罗人才，增添图书设备，聘请国内知名学者来校任教……无奈能胜任文科教学的人才少之又少，而他又不愿意降格聘请，遂决定将中国语文学系停办或者转为学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浙大于9月10日照常在杭州开学。与此同时，学校积极筹划西迁。因此当年暑期招收的一年级学生，连同任课教师约300人，全部到浙西于潜西天目山麓的禅源寺办学。1937年11月5日，杭州危急，浙大才决定正式搬迁。浙大分四次逐步向大西南搬迁。第一个迁徙点是浙西富春江上游建德县城(梅城）。师生员工及图书仪器于1937年11月15日全部达到，17日即复校上课。同时在西天目山分校的师生也于12月9日搬至梅城复课。
12月24日杭州沦陷，日军继续南下，建德城内警报日多。学校事先在江西吉安找好了临时校舍，大批仪器、图书先期西运，全校师生、家眷于12月24日晚起，有计划地分批撤离建德。到1938年1月21日最后一批人员也安全抵达了吉安，次日，学校全面复课，三周后举行考试。浙江大学原有中国语文学门添设为系，酝酿第二次迁移。
1938年7月，敌军侵占九江，学校被迫作第三次大迁徙，循水陆两路迁至广西宜山，奉教育部令添设中国文学系，农学院设农业化学系。8月，增设师范学院，设教育、国文、史地、英语、数学、理化六学系。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正式招生。10月于广西宜山文庙，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两系师生成立中国文学会，以“弘扬国故、探讨新知”为宗旨。当时校长为竺可桢教授，文理学院院长为胡刚复教授，师范学院院长为王琎教授，中国文学系主任兼国文系主任为郭斌龢教授。郭斌龢(1900-1987)，是我国著名语文学家，“学衡派”的重要代表。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成立之际，系主任郭斌龢教授将《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印发宣读，并作了讲解。大致内容如下：
大学课程，各校不同；而中国文学系尤无准的。或尚考核，或崇词章，或以文字、声韵为宗，或以目录、校勘为重。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一偏之弊，殆弗能免。昔姚姬传谓：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必以义理为主，然后考据有所附，词章有所归。世以为通论。而学问之要，尤在致用。本学术发为事功，先润身而后及物。所得内圣外王之道，乃中国文化之精髓。旷观史册，凡足为中国文化之典型人物者，莫不修养深厚，华实兼茂；而非畸形之成就。故中国文学系课程，不可偏重一端，必求多方面之发展。使承学之士，深明吾国文化之本原，学术之精义。考核之功，足以助其研讨；词章之美，可以发其情思；又须旁通西文，研治欧西之哲学、文艺，为他山攻错之助。庶几识见闳通，志节高卓。不笃旧以自封，不骛新而忘本。法前修之善，而自发新知；存中国之长，而兼明西学。治考据能有通识；美文采不病浮华。治事教人，明体达用。为能改善社会，转移风气之人才，是则最高之祈向已。
前排左一为郭斌龢，1931年摄于英国牛津大学
1939年8月，文理学院分立为文学院和理学院，文学院院长为梅光迪教授。梅光迪（1890-1945)，安徽宣城人，著名外国文学专家。1911年赴美留学，先在西北大学，后到哈佛大学专攻文学。1920年回国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1921年任东南大学洋文系主任。创办《学衡》杂志。1924年去美国讲学。1927年回国后任中央大学（原东南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后又去美国哈佛大学工作。1936年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1939年文理学院分开，任文学院院长。1945年在贵阳去世。
梅光迪
张其昀
1945年12月，梅光迪教授逝世后，文学院院长由张其昀继任。张其昀（1900-1985)，浙江宁波鄞县人，历史学家，是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开创人。
文学院设有国文、外文、教育、史地等系。中国文学系隶属文学院，郭斌龢教授为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兼外国文学系与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
1939年11月26日南宁失陷，学校被迫第四次迁徙，前往贵州遵义。广大师生员工陆续于12月20日后分批撤离宜山，最终安抵遵义。学校在遵义的老城和新城共租房18处，1940年2月在遵义东面的湄潭扩充校址。将文学院和师范学院的文科设在遵义，理学院等设在湄潭。一年级暂时安置在贵阳以南数十里的青岩镇，一学期之后，在1940年秋迁至湄潭的永兴场（离湄潭约15公里）上课。自此直至抗日战争结束搬回杭州，浙大在贵州办学长达七年之久。
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校舍
鉴于西迁后交通或经济等原因，浙大曾于1939年1月间向教育部要求在浙东开设大学先修班。4月，教育部复电同意在浙赣闽之间设立分校。1939年4月至7月间，浙大在浙江龙泉县坊下村建立了浙东分校（后改名龙泉分校）。龙泉分校先后设立文、理、工、农、师范5个学院，设有国文系，师范学院设有五年制的国文系和国文专修科。这时中国文学系和国文系有教师任铭善、陆维钊、王季思、夏承焘、胡伦清、徐声越、孙养癯、郭莽西、胡不归等多人。在宜山时，尚有刘永济教授、陈大慈讲师。国学大师马一浮则在全校讲学一年（1938.4-1939.4)，后去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其他的有夏顶域、詹瑛、萧璋、戴名扬、张仲浦、李菊田等先生。
据浙大文学院40年代毕业生杨志彬回忆，当时读中文系，不仅要重点学习中文的古今名著、经史子集、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以掌握专业知识，还必须学习哲学概论、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西洋文学，等等，以开阔眼界，丰富知识，使专业有广博而坚实的基础。中文系教授缪彦威、王驾吾、萧璋、祝文白等人教古代散文、古代汉语、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艺术欣赏等，教学效果显著。特别是缪彦威教授上诗词课时，讲解精炼透辟，文情交融、生动自然，极其引人入胜。不仅中文系的同学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还有不少其他院系的同学也来选课或旁听，教室常为之满。除了上课，还经常举办一些学术政治活动和讲座，如王阳明的学说与爱国精神，纪念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讲述苏、辛词的时代背景，以及结合时事做形势分析报告等等，莫不内容丰富，说理透辟，论据确凿，是非分明，听了增人见识，扩人胸襟，使学生看到前途光明，更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马一浮
黑白文艺社
“黑白文艺社”是当时学校里的学生进步社团组织，第二任社长是中文系二年级学生何友谅。何友谅在1942年被捕后，牺牲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中。
从1928年浙江大学创办文理学院以来，先后创办了许多学术性刊物，发表了数量众多的很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其中中国文学系的诸多教授对此作出了很大贡献。于1940年9月创刊于贵州遵义的《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由院刊编辑委员会编辑及发行，郭斌龢、梅光迪等中国文学系教授任编委。本刊内容反映师范学院文、理各系的学术研究成果。于1942年6月在遵义创刊的《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由集刊编辑委员会编辑及发行，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郭斌龢任编委员主席，梅光迪、张荫麟等为编委。张荫麟去世后，增补谭其骧为编委。到1944年8月为止，共出版了4集。《思想与时代》于1941年8月1日在贵州遵义创刊，思想与时代社编辑及出版，月刊，铅印16开，每期18页左右。文学是本刊的重要内容之一。本刊所追求的目标是“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为本刊撰稿的有郭斌龢、张荫麟、夏承焘等，以及其他大学的教授钱穆、朱光潜、冯友兰等。浙江大学著名教授张荫麟和梅光迪去世后，本刊出版了《张荫麟先生纪念专号》（第18期）和《梅迪生先生纪念专号》（第46期）。另外，还由中正书局出版和发行的《思想与时代丛刊》5种，有贺麟等著的《儒家思想新论》等。本刊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在遵义时期，重庆和桂林设有总代售处；在杭州时期，除杭州外，在北平、南京、上海、成都、长沙和广东梅县均有代售处。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至1946年9月，龙泉分校和贵州总校师生全部回杭复课，此时文学院有国文、外文、史地、教育、哲学、人类学6个系及国文、史地两个研究所，师范学院有教育、国文、史地、英语、数学、理化6个系及国文、数学2个专修科，文学院共有334人，师范学院有106人。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6月8日，根据军代表发出的接管的第一号通告，文学院、法学院及师范学院接管组长为许良英（许不在校时由李文铸代理），干事陈乐素、陈建耕、张复文。接管后的浙江大学设文、理、工、农、医、法6个学院，文学院院长为孟宪承。
孟宪承（1894-1967)，著名中国现代教育家，江苏武进人，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1929起至1933年在浙江大学任教。1933年，在杭州创办民众实验学校，研究和推广民众教育。抗战期间，先后在浙江大学（1938-1941）和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重返浙江大学任教（l946-1951)，兼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杭州解放，军管会委派孟宪承为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参与主持浙江大学校务。
孟宪承
文学院设中文、外文、教育、人类4个系，原有的法律、哲学两个系及史地系的历史组暂停授课，学生皆转院、转系或转学。在对教学改革问题上，文、理两院师生讨论尤为活跃，讨论中对教育方法、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提出了改革意见。
二、从育英书院到之江大学
(1897-1952)
之江大学的前身为育英书院。1867年，以培养中国基督徒为办学宗旨的崇信义塾迁至杭州，并改名为“育英义塾”。校址初设于皮市巷，两年后迁至大塔儿巷。1897年学校改名为“育英书院”，分设正科和预科。正科相当于大学，学制6年，设置英文、化学两个专科；预科相当于中学，学制5年。校长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裘德生牧师，教务长为中国人萧芝禧。1903年育英书院正科学制由6年改为5年，预科改为附属中学，学制改为4年。1906年11月，第一次校董会决议将书院扩充为大学。校址定在六和塔秦望山二龙头一带。1908年初开始建设，历时数年，次第竣工。经过3年规划经营，主要建筑如教学大楼、宿舍、图书馆、实验室先后落成，该处三面环山，面临钱塘江，又当六和塔西侧，地势开阔，江山如画，学校占地面积300余亩。1911年，育英书院迁入新校舍，因钱塘江流经其下，曲折成“之”字形，故更名为“之江学堂”。由美国传教士王令赓为校长，学生增加140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到校讲话，并同师生合影留念。
1908年，从当年育英书院（后为之江大学）新校园远眺六和塔和钱塘江
1912年孙中山视察之江学堂
1914年之江学堂改名为“之江大学”。除学生人数增加至140人外，其余一概沿袭旧制。1920年3月，之江大学校董会派人赶赴美国同长老会商讨办学方针，取得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权，使之江大学早日成为一所完全大学。11月，之江大学获得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立案，从此实行新学制，分文理两科，文科设有国文系。之江大学国文系的创办在浙江大学中文系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22年6月17日，学校举行毕业生授予学位典礼，第一次颁发了学士学位，而且，学校还首次引进西方式的学位帽和礼服。最早获得之江大学文学士学位的是顾敦鍒和周志新。
1920至1925年间，之江大学稳步发展，前来之江大学求学的学生逐年增加。此时，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并于1927年2月攻占杭州，学校一度陷于战火之中。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校董会于1928年7月5日决议学校暂时停办，所有学生转至其他学校继续求学。
之江大学停办多年以后，江浙局势渐稳，之江同学会于1929年春发起复校运动。5月底校董会召开会议决定当年秋季复校。1929年9月14日，之江大学正式复校，由于当时的校长朱经农未到任，所以聘李培恩为副校长，代理校长职务。1931年春，朱经农因任职教育部次长，辞去校长职务，校董会聘李培恩为校长，并制定了新的学校组织大纲，设文、理两院，文学院分中国语文、英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哲学等系。这一年校董会曾以之江文理学院名义向教育部申请立案，并按教育部规定，设文、理、商、建筑4个院10个系，宗教课改为哲学课，另增设党义和军训课，开始男女兼收。这一年，又添建东、西膳厅两座，同学会发起募捐兴建图书馆。1930年，朱经农任教育部次长，不兼之大校长，校董会正式推举李培恩为校长。聘孔祥熙为名誉董事长。这一年教育部批准董会立案，校董会通过了之江大学文理学院组织大纲，设国文、英文、政治、经济、教育、哲学、化学、生物、物理、土木10个系。学生增至313人，教职员44人。
之江大学钟楼
1932年，由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明思德为校长，这年学生增至597人，教职员70人，开设课程89门，图书馆与科学馆先后落成，学校试行导师制，谋求“训教合一”。这期间国文系主要教师有钟钟山、徐昂、李笠、夏承焘、胡才甫等，其中颇多知名之士。
这一时期，学生社团组织的发展也颇为迅速，有中国文学会、之江诗社、之江西剧社、提琴社、口琴社、蓓蕾摄影社等。
抗战时期，由于政局不定，资金有限，学校也无力搬迁，不得不于1937年12月6日决定学期提前结束，师生遣散。李培恩院长准备去上海租界复校。1938年2月17日，之江在上海租界博物院路广学会大楼开学，开设课程66种，教职员28人，新老学生182人，并与当时在上海租界的美国教会大学沪江、圣约翰、东吴、金陵、金陵女大等实行6校合作，学生可以互选课程。同年暑假，为闻声来沪的老生150余人开办8周的补习班，以补足上学期所缺课程。1938年秋季开学后，之江既因校舍不敷应用，又为了便于与其他5校合作，遂迁入南京路慈淑大楼办公、上课。内地老生陆续来沪复学，至1939年秋季开学时学生增至642人，教职员有78人，开课达150余种。
1940年起，之江大学将原来的文、理学院改组为文、商、工三学院，文学院设有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政治、教育等系。文学院的著名教授主要有谭天凯、林汉达、韦悫、夏承焘、马叙伦、王遽常、徐昂、曹未风等。
在艰难的岁月里，之江大学国文系的师生依然积极探索，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其中包括以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而闻名的著名翻译家朱生豪。
朱生豪、宋清如夫妇
抗日战争胜利后，之江大学先在上海复校，并招收一批新生入学，再次设立了文学院，并增设了新闻系。1946年春季，之江大学终于在杭州复校，结束了8年的流亡生活。1948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核准之江大学为包括文、工、商3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设有国文系，代理文学院院长的是顾敦鍒。
文学院的教授如王裕凯、胡士莹、王季思、余坤珊、何翘森、慎微之等都是著名的本国教授。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之江师生欢欣鼓舞。1950年，校董会推选黎照寰为校长，周正为副校长，并成立抗美援朝委员会，之大不接受任何外国经费，美籍教师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之江大学对校系机构又进行了改革和调整，文学院改为文理学院，周正兼院长，其中设有中国文学系，王焕镳为系主任；外国文学系，黎照寰兼系主任。到1951年底，之江大学文理学院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教育学、政治学、数理学5个系。专任教师26人，兼任教师5人，在校学生64人。
1952年夏，全国高等院校调整院系，之江大学建筑工程系并入上海同济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财经系并人上海财经学院，工程学院各系并入浙江大学；文学院各系及部分数理化学系进入浙江师范学院。从而结束了之江大学发展历史。
之江大学所在地在浙江大学中文系的发展过程中尤为重要，它不仅为之江大学国文系所在地，也为经院系调整后的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所在地。
2006年，之江大学旧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部分 新时期篇
一、步入新时期
1976年10月，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77年11月6日，省委发文157号明确杭州大学为综合性大学，任务是培养科学研究人员和各种专业人才，培养高中和大学的师资。1978年，省委51号文件进而明确规定：“根据国务院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指示精神，确定杭州大学为全省重点高等学校。”
八九十年代杭州大学校门
姜亮夫在1977级学生毕业纪念册上的题词
1981年郑择魁老师在北京周建人先生家
1978年开始，学校着手进行系科、专业的调整和建设。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文系教师中的教授有姜亮夫、夏承焘、王驾吾、孙席珍、徐步奎、蒋礼鸿等多人，副教授有王林祥、王维贤、吕漠野、刘操南、吴熊和等10多人。各个学科也都初具规模。
古典文学教研室的教师有王驾吾、夏承焘、徐步奎、刘操南、吴熊和、蔡义江、孔镜清、平慧善、朱宏达、陆坚、邵海清、洪克夷、雪克、伍方南。徐步奎担任教研室主任，洪克夷、朱宏达担任教研室副主任。
语言教研室有蒋礼鸿、王维贤、祝鸿熹、倪宝元、郭在贻、刘云泉、杨一冰、张金泉、倪立民、程怀友、傅国通、童致和、曾华强、魏国珍、黄金贵。王维贤担任教研室主任，傅国通担任教研室副主任。
现代文学教研室有王荣初、吕漠野、张仲甫、丁茂远、王国柱、何寅泰、沈绍镛、张颂南、张黛芬、陈坚、袁丰俊、吴秀明。何寅泰担任教研室主任，陈坚担任教研室副主任。
文艺理论教研室有蒋祖怡、王林祥、戈铮、朱克玲、庄肖荣、李寿福、韩泉欣、蔡良骥、潘文煊、李遵进。庄肖荣担任教研室主任，蔡良骥担任教研室副主任。
写作教研室有孙席珍、王养兴、吕洪年、汤洵、余荩、张春林、陈为良、林士明、陶剑平、李孝华。陈为良担任教研室主任，余荩担任教研室副主任。
外国文学教研室有汪飞白、丁子春、任明耀、华宇清、毛信德。汪飞白担任教研室主任，华宇清担任教研室副主任。
公共语文教研室有王欣荣、卢曼云、邬武跃、刘一新、李达三、张大芝、张光昌、周清朋、赵明政、秦亢宗。张大芝担任教研室主任，邬武跃担任教研室副主任。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室的研究人员有：姜亮夫、沈文倬、陈元恺、郑择魁、钱文斌、毛雪、吴薇。姜亮夫、郑择魁担任研究室负责人。
汉语大辞典编写组有周维德、雪克、童致和、曾华强、何明春。曾华强担任编写组组长。
《语文战线》编辑部有张春林、俞月亭、袁丰俊、徐贤德、钟仲南。袁丰俊担任编辑部副主编。
办公室有戈铮、卢兴仁、周志龙、郑安宁、赵士华、赵延芳。卢兴仁担任办公室主任，戈铮、周志龙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资料室有丁兴珍、王素仙、刘文奕、李宪国、陈梅芳、潘淑琼，潘淑琼为负责人。
自1981年以后，中文系又取得了较大进展，增设古典文献专业，并陆续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全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及指导老师名单。杭大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21个，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学科、专业2个及指导教师3名。中文系这批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专业分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现代汉语、汉语史。1984年1月，在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名单中，杭大中文系新增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专业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后者还有权授予博士学位。 1986年7月，中文系新增文艺学硕士点和中国古代文学、汉语史博士点，1990年，中文系新增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点。
杭州大学从1983年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教学、科研、对外交流、师资队伍和校园建设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成就。加强学科建设、深化教学改革，杭州大学多次被评为先进单位和优秀学校。到了四校合并前的1998年，中文系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学校直属单位。
1998年9月，在四校合并前夕杭州大学中文系教工在图书馆前合影
中文系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本科专业有汉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和汉语言文学教育三个专业。硕士点有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汉语、汉语史、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文艺学、世界文学等。博士点有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史等。
新时期增设的科学研究机构中，中文系增加了古籍研究所和中国文学研究所，科研能力大大增强。
中文系这一时期成绩突出。1991年2月6日，成立杭州大学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95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文系的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系的历史学两个学科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1996年，杭州大学“211工程”预审会议闭幕式
1996年9月，顺利通过“211工程”评审，标志着杭州大学成为面向21世纪国家重点建设的一百所大学之一。这既为百年学府长期奋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点，也为接下来的新世纪书写美好的新一页。
二、四校合并与新浙江大学中文系
1998年对于刚刚走完百年历程的浙江大学来说，又是重要的一年。1998年9月，这所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由同根同源的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所高校合并组建而成，成为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学科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大学之一。
1998年9月15日，新浙江大学宣告成立，江泽民总书记、李鹏委员长为新成立的浙江大学题词。江泽民的题词是：“办好浙江大学，为科教兴国作出更大贡献。”李鹏的题词是：“发扬优良校风，培养建国人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江泽民为新浙江大学的题词
新浙江大学成立数月之后，1999年3月，著名作家金庸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廖可斌任常务副院长，张梦新任院党委书记。9月，吴秀明任中文系主任。
1998年后的浙江大学中文系，是以杭州大学中文系为主体而发展的。1986年，合并前的原浙江大学也曾创建了中文系，骆寒超、陈志明、徐岱等先后担任中文系系主任，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也有长足的发展。新的浙江大学成立之后，它改名为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隶属于新成立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单独建制并发展；2007年，又与新闻系一起从人文学院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一个新的传媒 国际文化学院。它的有关情况，主要拟由传媒 国际文化学院介绍，为避免重复，这里暂付阙如。
四校合并以后，浙江大学中文系进入自身全面发展的新的时期。自1998年以来，浙江大学中文系秉承老一辈的传统，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它在各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拓展，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如今的中文系，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但从整体来看，师资力量雄厚,学科优势明显，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涵盖各学科、梯队齐整、实力强劲的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他们在教学和科研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引起了同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项，国家级精品课程1门，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创新实验区、国家级教学团队各1个。有6人被评为或入选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或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5人被评为浙江省特级专家或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有10余人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有1人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有2人被评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学者等。
中文系学风纯正，学术研究成果丰硕。近些年来，共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包括重大、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及其他有关项目100多项；发表学术论文1000余篇，其中刊发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中国语文》、《外国文学评论》等国家权威学术刊物上10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几百部。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上百项。
目前，中文系已发展成为学科齐全、特色鲜明的一个系。设有汉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学、编辑出版学3个本科专业和1个影视与动漫编导方向，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以及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等7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并设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中文系是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的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1998年全国文科基地评估时被评为优秀基地，其汉语史研究中心为教育部确定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等4个学科为浙江省重点学科，其中古典文献学为国家重点学科（2007年）。
中文系现有教授31名、博士生导师31名、副教授10余名。据不完全统计，已培养学生近万人，他们在祖闰建设的各个工作岗位上都卓有成绩。近些年来，中文系注重加强与国外的学术交流，先后应邀派出30多个教师到十几个国家与地区交流，与一些国外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作为一个教学科研基地，浙江大学中文系在发扬求是学术传统的同时，坚持创新，与时俱进，其教学科水平得到了国内学术界、教育界的好评。
三、四校合并后中文系的学科建设和科研发展
在学科建设方面，1999年12月，学校发文成立了5个首批校级研究所：文艺学研究所、汉语言研究所、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徐岱、方一新、沈松勤、吴秀明、吴笛担任所长。各研究所都是由原有的教研室或研究机构过渡而来的，如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便是在原杭州大学外国诗歌研究室和杭州大学外国文学教研室基础之上组建的。由原先的教研室等教研机构向现在的研究所这一科研机构的过渡，对新时期的浙江大学中文系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
新时期中文系利用“基地”在“三古”即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等学科深厚的学术实力和传统，以整齐的学术梯队为基础，以完善的激励机制为手段，有效地巩固了传统学术、优势学科，同时也很好地发展其他学科。1999年新增了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2000年又被晋为中文一级学科博士点。同年汉语史研究中心经教育部专家实地考察，其作为第三批申报机构于11月17日顺利通过国家教育部的评审，成为浙江大学第二个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这标志着以中古近代汉语和训诂学为特色的汉语史研究，在历经姜亮夫、蒋礼鸿等老一辈学者的传承之后，自1998年结合了原杭州大学等四校从事汉语研究的力量以来，中文传统优势学科建立的新的里程碑。汉语史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同时也意味着中文系建立了基地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新平台，奠定了“基地”在全国学科中的强势地位。
学校方面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给予大力支持。在2001-2005年学科建设和事业发展规划中，决定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实施“强所”建设计划。该计划分A、B两类。具体建设标准是：A类“强所”为已经列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研究机构，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的标准和要求进行建设和管理。B类“强所”为校内重点建设的研究机构。
经过严格的审核和实地考察，中文系的汉语史研究中心成为A类“强所”机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成为B类机构。“强所”计划的实施，使中文系的发展在承接了以研究所为单位的基本研究下，取得了学校和社会各界的认可。
正是出于这种认可，中文系的二级学科取得了可喜的发展。至2010年止，已有1个国家重点学科古典文献学和4个省重点学科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
2002年，为集中展示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实力，激励优秀学术成果的出版，学校与商务印书馆合作，通过作者申报、校外专家的匿名评审、评审委员会投票表决等程序，推出了“浙江大学学术精品文丛”。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廖可斌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徐朔方的《晚期曲家年谱》、王元骧的《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等著作入选。
中文系在出版学术成果、搭建学术平台方面也作了积极的探索。2007年10月，《浙江大学中文系教师学术论文选》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共上下两册，109万字。2008年，中文系组织编辑的一套涵盖语言与文学各学科、近40部左右规模的中文系教师学术著作系列丛书《钱塘新潮文丛》，陆续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内已经出版6部。2010年，还创办了系办学术刊物《中文学术前沿》。这些以中文系组织出版的学术成果，面世后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进入21世纪以后，中文系科研立项逐年增加。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等重要科研项目的立项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2011年就有9项课题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其中“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吴秀明主持）和“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吴笛主持)、“东汉佛经译者语言特点比较研究”(方一新主持)还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我们相信，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在中文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未来的中文学科必将会有更好的发展。
四、四校合并后中文系的对外交流和合作
新时期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在教学和科研不断得到发展的同时，也在对外交流和合作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中文系的教师大多具有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或参加学术研讨会的经历。而且，还自己主办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如2001年，中文系就召开了“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明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多次国际学术会议。
2006年5月，中文系部分教师在台湾大学访问
其他如“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会暨汉语史、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5月）、“中国现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10月）、“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暨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2006年6月）、“百年中国文学与中国形象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5月）、“世界文学经典与跨文化沟通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1月）等。
2002年7月，中文系部分教师在新加坡国际机场合影
这些重要学术会议的召开，对中文系的影响是显见的。
首先，从各A学科的内部发展角度上来看，每次会议的召开都是面向全世界展示浙江大学中文系学科发展成果的一次机会。通过会议的召开以及和相关领域专家的交流和合作，各个学科能够清楚地为学科发展“把脉”。并且利用交流契机，吸收和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理论，对学科的不断向前发展提供了新的装备，拓宽了视野。而且，从会议的相关成果上来看，各个会议在会议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都成为了各自学科发展上的一笔重要财富。同时，会议的召开能够把各自学科当中当前的理论热点集中起来讨论，为各位专家和教授利用自身优势解决综合问题提供了“切磋”和“用武之地”。其次，从这些会议的举行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学科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乃至一些新兴的交叉性学科正在得到长足的发展。这意味着中文系内部的交流正在形成一定规模，学科之间正在不断相互渗透。为整个中文系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动力。最后，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会议的召开是为了纪念老一代学人的成就的。当然，纪念会议，不仅仅是对老一辈学人的肯定，更是对新一代学者的鞭策和教育；同时，通过纪念会议的召开，不仅仅有一篇又一篇的学术文章和学术成果得到了交流，也是老一代学人的“学术能量”在新一代身上的传递，更是中文系在发展过程中、学术和学风建设当中结出的“双料”硕果在世人面前的展示，并且将这一硕果，不仅在纵向上传递给了后来者，同时在横向上，也传递给了世界。应该说，通过会议展现给世人的是一个学科、一个所，乃至整个中文系在教学、科研等多方面的综合成果。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2006年9月11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中文系在马来西亚开办的中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研究生班在吉隆坡正式开班。这是浙江大学在国外办学并授予浙江大学硕士学位的第一个项目，30位学员正式入学就读，另有多名旁听生选修部分课程。该研究生班确定了“名校、名师；高起点、高水准”的办班方针，所有学员必须具有本科以上前置学历，通过入学考试。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中文系按照一级学科口径设计培养方案，开设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三个研究方向的模块课程共16门，选派优秀的教授前往授课。学员在修完所选专业模块课程并选修其他专业课程达到规定的26个学分后，进入论文写作阶段，最后来浙江大学修读中国概况课程，参加论文答辩，合格者由浙江大学授予硕士学位。这体现了包括中文系在内的人文学院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扩大学术交流的治学态度。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出，中文系对扩展其自身的影响，拓宽教育模式，应对跨国籍、跨学科的挑战的积极态度。
2011年8月，中文系部分教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前合影
自1998年四校合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以来，浙江大学中文系经过自身传统优势的建设，在不断扩大资源共享的基础上，不断地勇攀高峰。在教学上，中文系注重将科研成果运用到实际的教学当中，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锻炼学生的综合解决问题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随着现代化教育基建的更新和发展，中文系正以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为辅助，不断地以新手段推广强势学科，在教学上成果显著。同时，在学科建设方面，按照学校有关“强所”“精品”“名师”的思想理念，中文所属的各二级学科努力开拓发展，在各自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就。尽管目前浙江大学中文系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但只要很好地继承老一辈学者的精神学术传统，守正创新，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一个美好的中文系的明天，在等着我们去努力，去建设。
（选自吴笛主编《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总论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有删略。）
来源：浙江大学中文系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