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名家学术自传 | 祝鸿熹 ：我与辞书
【浙江社科公众号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良好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浙江先后涌现了一大批学风端正、学术领先、治学严谨、造诣精深，并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管理的资深专家学者。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纪念习近平总书记在省社科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对全省社科联组织和社科工作者提出“真”“情”“实”“意”要求15周年，结合新中国成立70周年，省社科联开展“我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浙江老专家学术自传”活动，讲述他们孜孜不倦、上下求索的治学历程，潜心笃志、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的人生境界，请他们为社科工作者传道授业解惑，推动浙江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今天推出祝鸿熹教授的《我与辞书》 。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原杭州大学中文系名教授夏承焘先生为青年师生介绍治学经验时讲了一个故事：
话说清代著名学者阮元任浙江巡抚时，在杭州设立诂经书院。其中聪明的学生会写文章，后来辑成了好几集《诂经精舍文集》。比较笨的学生化笨功夫编辑辞书，他们抄辑经书、子书、史书，一条条老老实实地分类粘贴，编成一部《经籍籑诂》。这部工具书学术价值超过了《康熙字典》，至今仍很有用，印过许多种版本。而《诂经精舍文集》早被人们忘却了。
我作为听众中的一名青年助教，暗暗地下决心要做这样的笨学生。因为我的条件、资质、性格适宜做笨功夫。记得考大学时在重理轻文的背景下我选择了文，考研究生时在重文学轻语言的背景下我选择了语言。人弃我取，我素来不喜欢赶浪头、凑热闹。我虽然在报刊上发表过诗歌、散文，但我在形象思维的文艺创作上并无发展前途。我热衷于语言文字搜辑、积累工作。我曾发动学生搜集全省各报的病句制成卡片作为教学档案，又曾组织学生编写《毛泽东选集成语解释》。我最向往的是有机会参与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功在社会、利在后代的辞书编纂工作。
机会来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接见《辞海》主编舒新城，提出修订《辞海》。因为是毛主席号召，各高校迅速行动起来。当时正逢大跃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修订《辞海》，稿子集中到上海《辞海》编辑部。编辑部清醒地认识到，这批稿子其实不能用。必须抽调专家集中修订。1961年春天，杭州大学接到编辑部的商调函，分管文科的林淡秋副校长指示中文系派出几位专家教授前往上海 。中文系的领导提出一个要求：专家教授照派，但要搭配一名青年助教随同前往，以便得到培养锻炼。上海方面同意这一要求。这名青年助教就是我。（这一搭配举措得到兄弟院校的赞赏和仿效。后来，南京师范学院也搭配了青年助教郁贤皓。1996年召开《辞海》分科主编会议时，两位“搭配者”同住一室，分别是杭州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兼博导。两人一致认为当年的搭配培养了他们。）
集中在上海浦江饭店修订《辞海》的专家大多是我仰慕、崇敬的偶像。仅我参与的语词组就有陈望道、傅东华、徐震堮、蒋礼鸿、洪诚、徐复、张斌、葛毅卿、刘锐、包玉珂、胡士莹、张撝之、周颂棣、刘范猷……，还有毛主席特许起用的有学问的所谓右派分子：许杰、徐中玉、李毓珍（余振）、任铭善……。我与他们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到了不少为人、为学的宝贵品质。特别是他们对待学术的严谨、认真的态度和精神。这就是江泽民同志祝贺《辞海》1989年版出版的题词所概括的“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
专家们在引用书证时总是要审核原始资料，他们虽然满腹经纶，熟读古诗文，却从不仅凭记忆，也不以工具书为依据。而是以记忆和工具书为线索，从而追索可靠的原始资料认真审核。实践证明，这样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是完全必要的。例如徐幹《中论·考伪》云：“夫名之系于实也，犹物之系于时也。物者，春也吐华，夏也布叶，秋也凋零，冬也成实。斯无为而自成者也。若强为之，则伤其性矣。”由于原书没有标点，《辞海》修订原稿误引作“物者春也，吐华夏也，布叶秋也，凋零冬也。”我查了旧《辞源》和日本《大汉和辞典》，错误同上。《佩文韵府》虽无标点，但引文至“冬也”切断。统统把句中的“也”（语间助词）误作句末的“也”（语末助词）。
同专家们相处还有几件事我终生难忘：首先是专家们大多谦虚有礼，相互尊重。就是对二十多岁的我也以“先生”称呼，这使我联想到居里夫人对学生也以“先生”称呼。当然，比较熟悉的专家也亲切地以“小祝”或“鸿熹”相称。在小组或大组里相互请教成风，被请教者往往放下手头的工作，热情解答，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有的专家还应邀在业余时间义务为年轻同志讲课。听课者大多为编辑部的青年工作人员。平时与专家们闲谈、聊天，常感获益匪浅。如南京大学洪诚先生建议我精读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泛读（放在案头随时翻阅）顾炎武的《日知录》。这对于从事古汉语教学和研究的人确实是至理名言。其次，不少专家总是早到迟退，自觉加班加点。此外，专家们大多不计名利，好像当时从没有提起署名和稿酬的事。如任铭善先生在去世20多年后才被署名。虽然编辑部在文革前和文革后都曾寄过稿酬，专家们对此从来不闻不问。寄到杭大的听说都冻结在学校或基层领导处。领导们十分天真地认为，专家们既然在单位领工资，就不该再拿稿酬。当然领导们也没有中饱私囊，而是将稿酬充公，买了《辞海》（合订本）发给全系干部、教师人手一部。《辞海》1989年版出书以后，编辑部都把稿酬直接寄专家家中，以避免充公。
浦江饭店集中修订产生了《辞海》试用本、《辞海》排印本和《辞海》未定稿本。我的姓名出现在未定稿本的主要编写人名单中，受到许多参加修订工作而未列名的“有问题者”和“搭配者”的羡慕和关注。
1974年，我又一次奉调到上海参加《辞海》修订工作。这之前，杭州大学已经成立了《辞海》修订小组，在未定稿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当时文革正在进行中，常因形势变化而改变修订方针，在评法批儒的浪潮中集中到上海打浦桥（瑞金二路），每个修订小组都由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各高校教师和编辑部成员）组成。上级意图是由工农兵把关，监督改造知识分子。记得当时还是由知识分子执笔，工农兵实际上成了配角。而且大家相处得十分和谐，成了好朋友。不少工农兵在实践中增长了知识和能力，知识分子也乐于帮助他们。个别军代表与赵超构先生产生摩擦，可能是赵先生看不惯“左”的作风。这一次的修订稿用了不少法家的例句，无法回避的儒家例句一概加上大批判语句，折腾了大半年，最终自然是搞成一大堆废纸。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工农兵在工作中对辞书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与我同组的一位解放军孙书安同志复员后勤奋努力，独立编著了《中国博物别名大辞典》（北京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又如浙江古籍出版社的编辑蒋金德同志，原来是一位铁路工人，由于迷上了辞书工作，自愿放弃有优厚待遇的工作，通过旁听进修，自学成才，加入到辞书编纂队伍。那段时间，我与兄弟院校的师友也处得非常愉快，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清晨一起锻炼身体，打太极拳等。因无电脑电视，每晚聚在一起切磋聊天，获益匪浅。
文革结束以后，为了向建国30周年献礼，突击修订出版了《辞海》1979年版。这也是新中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新《辞海》。曲折而漫长的修订工作终于迎来了胜利的一天。该版出书前，我和蒋礼鸿先生等又赴上海参加定稿工作和增补工作。
本文开头的故事后来直到今天还在延续。有些有才气的修订者一度要求退出《辞海》修订工作。80年代以后，科研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评职称、评科研工作量和成果奖均不重视辞书工作。好在古汉语教研组全体成员在组长蒋礼鸿教授带领下一直无怨无悔地坚持修订工作。郭在贻先生由于身体等原因退出过，所以1982年出版的《辞海·语词增补本》没有他的列名。其他教研组的老师有退出的，从此与《辞海》断绝关系。
文革结束以后我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发表在《辞书研究》1979年第二辑的《略谈<广雅疏证>的词义训释》。本文是我晋升副教授的送审论文，也是徐复先生在为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主编的《高邮王氏四种》之一《广雅疏证》所撰的《弁言》列举清代以来十来位“咸有专书专文，弼成王义”诸氏提及我的依据。此文的发表，我应感谢已故洪诚教授在浦江饭店时对我的教诲。
1998年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昆明学术年会上，我作为刚受聘的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作主题发言。我将刚刚发表在《辞书研究》1998年第6期上的《现代语文辞书呼唤训诂学》一文（此文作为重点要目在杂志封面和报纸广告预告上指明）在会上宣读。新世纪，《浙江大学中文系教师学术论文选》出版，每位教师选一篇代表作，我就将这篇论文选上，因为我这一辈子与辞书有不解之缘。除了《辞海》，我还主编了《文史工具书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古代汉语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繁简字、异体字、正体字举例对照辨析手册》（西泠印社，2004）、《文言文辞典》（台湾五南出版公司，2008）、《大辞海语词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古汉语常用词词典》（商务印书馆国际公司，2012）等。参编了《简明古今汉语词典》（杭州出版社，2000）、《古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等。
原杭州大学被聘为《辞海》编委和分科主编的共有五人，其中四人已经去世，只有我还活着。修订2009年版时编辑部仍找到我，而原杭州编写组成员均已是七老八十的退休教师，大家勉为其难地完成了修订任务。在职的年轻教师大多是博士、教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不可能参与这一工作，我也不忍心强求他们参与不算业绩点、没有科研经费、耗时费力、默默无闻、个人无功无利的集体项目。西方有一位词典学家曾说过：“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有一位我国当代资深的辞书编纂者也说过：“编辞书不是人干的！”但他紧接着又说：“是圣人干的！”按照惯例，《辞海》每十年修订一次。下一个十年即到2019年，我和我的一些老伙计们恐怕做不成“圣人”了。我们连同原杭州编写组将退出《辞海》这一历史舞台。自然规律和人事规律都是不可抗拒的。
作者简介：祝鸿熹，男，1933年生。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辞海》编委暨分科主编、《大辞海》分科主编。曾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浙江省社联理事、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除辞书外，出版专著主要有：《祝鸿熹汉语论集》（中华书局，2003）、《古语词新解》（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周广业笔记四种》（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古代汉语三百题》（商务印书馆国际公司，2017）等。
来源：浙江社科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