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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这10名干部,为啥被纪委处理后,还被通报了?


来源:浙江新闻

已阅君今天要聊一类人:蚁贪。最近,杭州、嘉兴两地通报了一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案例,“主角”就是“蚁贪”。“蚁贪”

已阅君今天要聊一类人:蚁贪。

最近,杭州、嘉兴两地通报了一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案例,“主角”就是“蚁贪”。

“蚁贪”是怎么贪的,从这些通报的案例,或许可以一窥端倪。已阅君今天要来聊聊这事。

被通报的“蚁贪”,是哪些人?

先看一下这些被通报者的身份。

村干部占大多数:杭州市萧山区楼塔镇大同三村村委会原主任陈先法,淳安县界首乡施家坪村原党总支书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原董事长(社长)黄红卫,建德市下涯镇乌驹市村原党委委员郑立新,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虹阳村党总支书记、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周福坤,平湖市新埭镇大齐塘村党委原委员侯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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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其他干部:杭州市临安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原工作人员李忠明、桐庐县木材检查总站原工作人员徐君良、海盐县沈荡镇渔场原场长范海林。

甚至还有一名社工: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顺达(小林)社区原社工俞金多。顺便说一句,此人所涉及的金额在这群人“名列前茅”:套取村级集体资金共计519万余元,用于个人归还赌债及赌博挥霍。

加起来,总计10名。

从涉案金额来看,可以看出什么?

凡说到“蚁贪”,如果此类案例接触多了,就会发现这么一个特点:涉案金额,并不见得和人们认知中的职位高低正相关。

事实上,有些“蚁贪”的涉案金额,其实不少。有些时候,甚至比某个地方人们广为关注的贪官涉案金额还要高。

比如说,这次通报中的平湖市新埭镇大齐塘村党委原委员侯建良,他连村书记都不是,涉及的金额却高达530万余元,在这次通报中“名列榜首”;“第二名”的就是前面提及的俞金多,他只是一名合同制的社工;“第三名”则是海盐县沈荡镇渔场原场长范海林,他多次挪用沈荡镇渔场集体资金共计479万余元,其中464万元用于其本人经营性活动。

如果再详细分析,就会发现,他们虽说手法不一,却有个共同点:离钱很近。

2011年至2017年,当时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费已经签订了代扣协议,这笔钱已经不用挨家挨户去收,银行会自动扣除,侯建良却对农户隐瞒了这个情况,依旧去收这笔钱,时间长达近6年,金额累计下来共计530万余元;

俞金多作案时间,也在2011年至2017年,他当时担任助理会计(村集体资产专管员),在经手村级集体资产时,用了多报少付、取现不入账等方式,套取了519万余元,这些钱全是村集体资产,用于个人归还赌债及赌博挥霍;

范海林也是如此,他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挪用沈荡镇渔场集体资金共计479万余元。

这种现象,说明了一个问题:基层监管机制失效,缺乏有效制约。

自以为打“擦边球”,擦出事来

从通报的这些案例中,还可以看出有些人自以为在打“擦边球”。

比如说杭州市萧山区楼塔镇大同三村村委会原主任陈先法,在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他在村级工程监管时,为一名姓陈的工程承包人提供了帮助。

这个工程承包人“投李报桃”,时不时给他送点现金、香烟之类的物品,一点一滴加起来,价值总计是1.4万余元,要是单独一笔笔来算,和老百姓的日常人情往来,其实不大看得出区别。

觉得事情很小,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为人太严肃,就不近人情,也会吃不开。“蚁贪”们在收受钱物时,常会有这样的自我心理安慰。

如果权力再大一点,金额也会随之增大,这就不是“擦边球”的问题了。

比如说李忠明,他利用担任临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设施设备维护中心主任的职务便利,在设备采购及工程承接、结算等方面,为他人谋利,在2010年至2017年间多次违规收受财物共计16.35万元;还单独或伙同他人侵吞公共财物共计6.972万元,个人实得4.522万元。

这也说明:如果对这种行为放之任之,“方便”行事的话,金额累积下来,也会是一个较大的数字。

套取资金,一个常见的套路

在涉及金额中,“排名第四”的人是徐君良。

他涉及到的资金有两类:第一类发生在2010年11月至2014年8月,当时徐君良担任桐庐县森林病虫害检疫站站长,找到了“生财之路”:虚列支出套取单位资金、截留出售疫木。所得到的钱,他不入账,全部放入“小金库”,总计达到200万余元。

等他当了桐庐县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总站站长,就更不“规矩”了,干脆侵吞单位项目经费,金额总计达到25万元。

套取资金,这次通报中也有其它案例。

像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虹阳村党总支书记、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周福坤,他采用虚假造单等形式,从虹阳市河河道保洁专款中套取村级集体资金9600元,违反了廉洁纪律。

这显示了在资金管理监督中的不规范。

协助乡镇处理事务,借机敛财

这些年,乡镇在处理某些事务时,往往会由一些村干部协助处理某些公共事务,但这种“借来”的权力,也给了一些人敛财的机会。

通报的10个案例中,就有两例涉及这类事件。

建德市下涯镇乌驹市村原党委委员郑立新,协助处理下涯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相关工作,手里有了点权力后,他立即虚构事实、伪造资料,骗取了征地补偿款,其中包含青苗费,共计14.5万余元。

类似的例子还有:淳安县界首乡施家坪村原党总支书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原董事长(社长)黄红卫,他在协助界首乡政府处理公务时,在土地征用、纠纷调解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吴某某所送财物共计6万元。

这也显示:对协助乡镇处理公共事务的村干部,应该加强监督,避免出现缺位的情况。杭州、嘉兴的通报,也再度释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强烈信号。

[责任编辑:董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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