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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中的“洋留守” 聚焦浙南侨乡这些特殊的孩子们


来源:浙江新闻

“爸妈在国外”,听起来洋气,可背后有苦涩。浙江南部的青田县,全县户籍人口约55.6万,却有华侨约33万,仅2000年一年批准出国的人数就近3万。侨乡故事多,最夸张的说法是青田的

“爸妈在国外”,听起来洋气,可背后有苦涩。

浙江南部的青田县,全县户籍人口约55.6万,却有华侨约33万,仅2000年一年批准出国的人数就近3万。侨乡故事多,最夸张的说法是青田的菜场竟能用欧元买菜。在当地随机找人采访,几乎都与华侨沾边。一位干部说起父亲有兄弟姐妹7个,其中3人在国外,母亲家这头也是如此。外地来人总惊讶:怎么总见一位老人身边带着六七位孩子?

侨乡并不广为人知的,便是这些父母在国外的孩子们。据当地教育部门统计,2015年青田在校学生中,双亲或单亲在国外的,占比为34.91%,而有海外关系的学生,占总数的88.66%;他们中最小的仅1个月大就被送回国,寄养于祖辈或亲友家最长达16年。青田县少年宫主任刘晓君曾与同事做过调查问卷:“多久与父母见一次面?”占比最多的是“一年一次”,超四分之一;“很多年不见的”达22.5%,甚至“一直没见过”的也有2.6%。

“爸妈在国外”,听起来洋气,可背后有苦涩。有人叫他们“洋留守”,这一群体是青田留守儿童中的大多数。

青田县华侨史料征集办公室的言小海并不喜欢“洋留守”这个名称,他认为这是青田华侨史中青田人的一贯做法,把家族中最柔软、最宝贵的孩子放在国内,抚养成本低且安全。但他话头一转——数百年来这现象有了新变,近些年“洋留守”越来越少了。当地团委、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和商人、村民们,个个也都认可,并能讲出身边不少亲友的例子。众口纷说中,提及许多因素:一是国际机票相比以前便宜,通讯与交通更为方便,孩子出国与父母归国的家庭都多了;二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就让国人生活水平提高,父母们未必出国打拼,国内商机实在不少;更为关键的是,华侨父母们观念变了,陪伴孩子、让孩子学好中文、接受更好的教育,这些都比拼命挣钱更重要。

侨乡的“洋留守”变少了,若细细剖析,能发现背后是一条中华民族走向自信与富强之路。

问题由来已久

侨乡青田县,少年宫举办的夏令营活动,其中总少不了父母一方或双方在国外的“洋留守”儿童。

正值暑假,青田有好几个夏令营在办,少年宫主任刘晓君已察觉出不同:送孩子来上课的,尤其是参加家长会的老人少了。

她想起十多年前在少年宫幼儿园开家长会,台下多是孩子们的祖辈,总有人要求:“普通话听不懂,青田话再讲一遍。”若碰到科技小发明一类的说明,便更麻烦了,爷爷奶奶听不懂,可孩子们的父母绝大多数在国外。有人开玩笑说,幼儿园的一个班级就是个“联合国”,一打架便是“国际事件”。刘晓君烦恼过统计学籍的事,每学期总有孩子读两个月,就随父母出国去了,又总有新的华侨孩子,插班进来。

多少年来,这在青田是司空见惯的事。在西班牙生活约20年、前年才回国的方山乡龙现村主任吴立群,说起当时把儿女放在老家的主要考量:夫妻俩拼事业,请个保姆照看孩子至少要一千多欧元,当年折合成人民币过万元,不如把这钱与孩子都送回青田去。一万元不仅够一家老小吃喝,连尿布、奶粉钱都有了。同在方山乡,周岙村的村支书林利平前些年也刚从西班牙还乡,他与妻子在国外打拼时思念儿女,可当时全村只有一部电话,算好时差打电话回去,往往也找不到人,得托乡亲们与家人约好等电话的时间,次日再打。林利平的儿子林孙鑫回忆,那些年,在方山乡学校里大多数同学都是“洋留守”。

多少苦处,不足为外人道。

眼下生活比以前好了,尴尬却有增无减。一位正参加夏令营的小学生,向记者坦言自己不喜欢意大利,尽管她从未去过,但她从记事时便知道父母在那个国家,自己小学毕业后也将去意大利读书。可一旁的另一位孩子,对青田的一切都显得不太满意,她不喜欢青田的米粉,更爱披萨和意大利面。“我想回去,再不来青田了。”她说,在意大利生活了10年才被父母送回国,期待她能“学点中文、认点汉字”,可青田对她而言,在感情上已是他乡,尽管她能讲一口流利的青田话。

刘晓君关注到眼前这醒目而特殊的“洋留守”群体,为此写过论文。她在少年宫工作十多年了,常被人称为“宫主”。“他们在情绪表达上与普通的孩子有明显不同,比如他们很少表现出撒娇式的依赖。”刘晓君说,对教育工作者而言,更麻烦的事是这群孩子似乎都隐隐明白,未来某一天会被父母接到国外,打工挣钱或者学着做生意,能不能读好书,成了一件次要的事。可是,他们对国外那片土地又一知半解,对中华传统文化也缺乏认同——对中外两头的迷茫与疏离,让他们相比普通的留守儿童,更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

但是,除了关怀,还能做些什么呢?不少青田人觉得,这似乎是个由来已久的无解问题。

回故乡的机会

夏令营活动中,总少不了父母一方或双方在国外的“洋留守”儿童。

近几年,变化正悄悄发生。

林利平是2012年回到周岙村的,当年春节回家时,他与一群朋友在茶室聊天,数人一致认定:未来在中国发展定比在国外好。林利平听进去了,留妻子在西班牙经营酒吧和餐馆,自己先回乡,流转来村里山头的几百亩地开荒,并在山顶盖了小楼,要打造油茶基地和农家乐。

村里华侨多,不少人觉得老林脑子坏了,山顶不通电与气,投下这几百万元的积蓄,怕是要打水漂。林利平坚持下来了,如今农家乐18个房间住满工人,种植的油茶、山里散养的鸡和稻田里的鱼也有了出路;在西班牙做了多年大厨的妻子也回来了,在农家乐底楼经营餐馆;一家人的年收入超50万元,抵得上西班牙的酒吧和餐馆的营收,还省心省力;更关键的是,曾经当过“洋留守”的林孙鑫,也从西班牙回来了,帮父母经营农家乐。林孙鑫的女儿高兴坏了,小小年纪便会教育父亲“别老是玩游戏”,还常叮嘱“爸爸不要再出国了”。

数日前,正在农家乐忙着的林利平接到孙女的电话,喊爷爷下山跟她玩,老林脸笑得皱成了花。这时,他想起年轻时把儿女交给老人,自己一人在山东做生意,租下20平方米的小屋,睡觉躺在地上,旁边是煤球炉,而妻子那时在西班牙做厨师,一家人四散天涯。“在外打拼挣多少辛苦钱,都抵不上天伦之乐。”林利平说。

林利平带记者爬上附近的最高山峰,往西北能看到青田县城,向东能望见温州市区。他说,村里上千华侨,回国到城里的投资者多,真正回到农村的少,村里大约还有5位“洋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肯定也在犹豫是否回国。

2014年底,在意大利打拼了近16年的严苏允回来了,她在刚刚开张的青田进口商品城的入口处,盘下了大门面,专售意大利的红酒和日用品,取名“意大利馆”,生意比她想象得好很多。刚开张那天,货架上的样品被一扫而空;刚开始一两年间,她每天都在店里站着接待客户,连坐下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她在柜台上摆了6个手机,6个微信都把好友数量加到了上限,近3万人都是客户,这种兴旺是她在意大利开加工厂、超市从未有过的。

如今,严苏允的丈夫在意大利、中国两头跑贸易,她则在青田专心经营这“意大利馆”,后来还开出了意大利小餐馆——进口商品城让她有了回故乡的机会,她的儿女们也结束了多年的“洋留守”生涯,至少每晚都能见着母亲了。

严苏允不愿多谈论留守多年的孩子们,每次记者提及,总顾左右而言他。她说起在国外时被人叫“千里马”,在加工厂一个人能干两个人的活,每天只睡4小时,有了点积蓄便开超市、做贸易,实在没有精力把小孩带在身边。她几次说“庆幸”,庆幸家里是个大家族,老人在,兄弟姐妹也多,孩子跟着亲戚们长大,“亲情应该不缺吧”。现今的她更愿意谈自己牵头创办的“侨乡水滴爱心社”,拉着同学和朋友们一起关注青田的留守儿童,给某村的孩子们捐了书包,又给某校的孩子们捐了校服。她似乎,想补偿些什么。

在“意大利馆”的斜对面,“欧派琥珀”的老板苏勇,3年前从匈牙利回来了。他家三个孩子,都曾被送回青田上学,过了或长或短的留守生活。苏勇也曾无数次为思念家人而烦恼,他出国时通讯很不方便,好不容易等到可以用qq视频聊天的时代,可毕竟有时差,国内带孩子的保姆未必在苏勇夫妇有空时开机,往往要连线失败好多次,才偶尔凑上一次,见见孩子们。

按照严苏允的估计,光这个进口商品城,至少有150多家华侨开办的店铺或企业。华侨家庭大多两三个孩子,也就是说,至少有300来位“洋留守”儿童的父母们,回来了。

严苏允与苏勇都叹服:中国在发展,青田在进步,这才给了他们回乡与孩子们团聚的机会。苏勇近年在青田竟然遇到了不少好久不见的老朋友、老同学。上世纪90年代,他们各自在欧洲打拼,早就失去联系,当时哪想得到,未来还能在故乡重逢。他想起,他自1992年出国,1998年才第一次回国,一群老乡从上海的机场包车回青田乡下,一车青田人竟在老家迷路。数年间,多少新公路通车,多少高楼平地起。再到后来,日新月异。

在青田华侨的圈子里,依旧不少人在观望,有人自认“与国内脱轨了”;还有人对国内的印象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认为“办事效率低下”。对此,林利平经常反驳,他觉得,与他生活过的西班牙巴塞罗那相比,青田政府部门效率高多了,比如说,青田政府工作人员若看到群众排队来办事,过了下班时间也会办完,可在巴塞罗那,按点下班,过时不候……说起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林利平挺自豪。

观念正在改变

孩子们也在改变远在国外的父母。严苏允说起一次亲友与孩子的对话,身在意大利的父母,观念停留在数十年前,正说着青田“脏乱差”,想不到孩子说,父母所在的城市才脏乱差。

青田县委统战部的周勇向记者介绍了“培根夏令营”,这是针对华侨孩子们的“文化培根”,包含青田方言、历史、地理以及本地的石雕、书画等内容,此前已举办6年,每年培训人次超600人,名额常被一抢而空。刘晓君则说起“亲情家书”活动,让“洋留守”儿童给父母写一封短信或明信片,寄到国外,并请父母尽量回信,就算在忙,也要拍一段视频发回。

越来越多的华侨父母,更加频繁地回国看看。多少年来,青田华侨都想着,衣锦才能还乡。若只是在外打工或做小买卖,都不好意思回国。如今变了,有感于国内营商环境的改善与经济的发展,他们更愿意回国寻找机会。

前几年,季慧杰带着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从欧洲回了青田,创办一家绿化公司。他说起在匈牙利的生活,做生意要到乡下,孩子得留在城里,因此聚少离多。他害怕,如此下去,会与他身在巴西的妹妹家一样:孩子们一周有6天跟着当地保姆,讲一口葡萄牙语,吃住行都是巴西人的习惯;等保姆休息、父母带孩子时,一方讲青田话,一方讲葡萄牙语,沟通成了勉强的事;若逢保姆休息,父母又忙,只能把孩子们关在满是玩具的阁楼里。

类似苦涩场景,他见过不少。他曾在意大利开工厂,见一位中国东北妇女,独自带着襁褓中的小孩来打工,平日把孩子放在摇篮里,身上系一根绳子连着,孩子哭则拉几下摇篮哄,有时忙得腾不出手,便用脚踹绳子……季慧杰于心不忍,却爱莫能助。

季慧杰回国后,还有身在意大利的华侨托来,请他帮忙劝劝自己在青田的儿子:30多岁的人了,从不工作,白天打游戏,开着跑车晃荡,入夜则去喝酒,这怎么行?从小到大,除了问父母要钱外,少有别的交流。这位老华侨问季慧杰:“我在国外辛辛苦苦,一年给他寄回去30多万元,我对他还不够好吗?”

季慧杰哑然。他幼时也是留守儿童,现今成了父亲,一定要多陪孩子。一次孩子提出要去温州玩,他第一反应是“温州有啥好去的?”很快,他认识到自己是在用成人的观念去否定孩子的想法。他找到青田团县委副书记李剑鸣,主动为“洋留守”出谋划策,比如“让孩子们进城一天”,安排青田乡村学校的留守儿童们到城里见见“世面”。

身为80后的华侨父母,相对祖辈,更有陪伴孩子成长、注重孩子心理健康的自觉。54岁的吴立群近日有些郁闷,他本想着,趁暑假把在西班牙的孙子和外孙们接回老家。他一直觉得把孩子送回国让老人带是再好不过的,想不到,在西班牙硕士毕业的女儿明确拒绝:带孩子是父母的事。

在青田侨务办公室工作的潘俊静,曾在西班牙打拼数年。她的一对儿女,寄养在一位保姆家中。前些年她回来了,重要因素就是她始终放心不下儿子的学习。出国之前,她便找过青田某小学的校长,提出异议:一个班级怎能频繁更换班主任?难道华侨孩子多就可以“散养”吗?以前不少青田父母有种观念,认为自己在国外苦一点,孩子在老家若成绩不好,不妨出国帮忙看店。如今不然,潘俊静希望孩子能好好读书,即便要出国,也是要留学去。

他们都相信,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国人的自信,“洋留守”儿童会越来越少。

[责任编辑:董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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